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这些耶稣会会士主要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及比利时等欧洲各国。其中,德国代表人物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 “名业与利玛窦相并, 堪称为耶稣会之二雄”, ①国内介绍研究得比较多。但同时与汤若望来到中国的另一位重要的德国传教士却较少受到人们及学术界的重视,他就是邓玉函。
　　一、涉洋来华
　　邓玉函, 德文名Johannes Schreck , 后取拉丁文名为Terrentius , 1576 年生于德国南方城市康斯坦茨( Konstanz) 主教区一律师家庭。他先入纽伦堡(Nürnberg) 附近的阿尔特道夫(Altdorf) 大学学医,后就读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此时就与伽里略相识。1611 年,由于邓玉函在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卓著, 被由贵族费特里考•欠席( Federico Cesi)创建的猞猁科学院②吸收为第七位院士, 此举仅略晚于伽里略几天。该荣誉“为当时第一流科学家方能获得的殊荣。”③可见, 邓玉函的学术造诣非同一般。
　　在来中国之前, 邓玉函曾与友人一起对西班牙医学家、植物学家弗朗西斯科•赫拿代斯撰写的墨西哥植物大百科进行了多次修改,并付梓刊印。1611 年,邓玉函拒绝当时许多宫廷贵族提供给他的待遇优厚的邀请, 申请加入耶稣会。1613 年,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 恰好从中国返回欧洲, 请求教皇援助在华的耶稣会, 邓玉函此时即与金尼阁相识。随后,邓玉函有幸陪同金尼阁巡游欧洲,招募教士,募集图书,购置仪器。1618 年4 月16 日,邓玉函随金尼阁及其他21 名新招募的传教士,携数千部书籍及仪器,搭船离开里斯本, 踏上了去中国的航途。同年10 月4日,船抵印度果阿。第二年7 月到达澳门。就在逗留果阿期间, 邓玉函就潜心采集到500 种他从未见到的植物, ④研究鱼类、石头、蛇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用笔一一真实地画了下来, 编成两册, 取名《印度的泼里尼乌斯》(《Plinius Indicus》) , ⑤寓意为印度的植物世界。该书存放于罗马耶稣会图书馆,直到19 世纪中期,但从此以后就下落不明了。⑥
　　1621 年5 月5 日, 邓玉函与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一起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先入广东, 后辗转江西、杭州、南京, 终于1623 年到达北京。
　　二、著书修历
　　早在崇祯皇帝1629 年下召设历局以前,邓玉函就在精心准备修历的前期工作。他曾向伽里略请教精确测量日食、月食的方法,在第三封致好友法勃( Faber) 的信中写道:“正如我以前也曾写过, 我很想从伽里略那儿获得他最新观察得到的日食、月食,尤其是日食的计算方法。因为这对于修改(中国) 历书是极为必要的。假如我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理由,使得我们不被赶出中国,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了(指帮助中国皇帝修历) ”。⑦当时,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模式已在《天体运行论》(1543 年)发表,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的准日心体系也已在《论天界之新现象》(1588 年) 公布,第谷体系的精确程度虽远胜于前者,但第谷体系与实际测得的日食、月食总有误差,“第谷的很好,但有时误差一刻钟。”⑧
　　然而, 伽里略的天文学说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邪说”, 并逐出教会, 因此, 他不想再与罗马教廷甚至耶稣会发生关系, 故此一再拒绝邓玉函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邓玉函于1623 年再次写信求助于当时在英戈尔施塔特( Ingostadt) 大学执教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事,请求他们寄给他推测日月食的资料,并打听是否有天文学方面新出版的书。最后,此信在发出四年之后才转到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的手中。开普勒接信后,立即回答了邓氏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 并寄了两册自己刚出版的“鲁道尔夫”测表。但是,当此两册测表于1646 年到达澳门时, 邓玉函已去世16 年了, 但它们对汤若望及后来者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邓玉函一方面向欧洲打听最新的研究结果, 另一方面他在中国翻译撰写有关天文学的书, 并制作了六个大四分仪, 三个测角仪,三座浑天仪,一架地球仪,三架分别由铜、铁、木做成的望远镜等诸多观察及测量天文的仪器和装置,为修历工作作准备。邓玉函一共撰写了四本有关天文学方面的书, 这四部书后来全部被编入《崇祯历书》:
　　1.《测天约说》, 收录了西洋历法的一部分,分两卷。第一卷讲静力学:赤道、地平线;第二卷讲动力学:黄道、天体的轨道以及它们每天的运行、太阳、月亮和恒星, 并附有插图。该书后由汤若望修正并付梓刊印。
　　2.《黄赤正球》, 收录了西洋历法的一部分。分两卷。第一卷由邓玉函撰写,由龙华民修正刊印,书名为《黄赤通距度表》;第二卷由邓玉函撰写,汤若望修正刊印,只收录了大气数据,书名为《正球升度表》。
　　3.《大测》, 由邓氏、汤氏共同完成, 邓氏负责画图。
　　4.《八线表》, 讲正弦、正切、正割, 由汤若望和罗雅谷修正刊印。
　　我国明朝通行的历法为“大统历”或“回回历”,在预测日、月食方面多次出现偏差,尤其是1629 年6 月21 日, 钦天监(皇家天文学机构) 官员用传统历法推测日食, 再次失误,而邓玉函和龙华民依照西洋历法推算准确。
　　于是,礼部侍郎徐光启奏请皇上开设历局,崇祯帝准奏。接着,徐光启委托李之藻召集邓玉函、龙华民领导并参与修订历书。邓玉函、龙华民被召入历局,标志着“耶稣会传教在中国最富有神话般时代的开始”。⑨不幸的是, 第二年, 即1630 年邓玉函患病去世。为了使修历继续进行下去, 徐光启特又上奏疏一道:“四月初二日,臣邓玉函患病身故。此臣学历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巨访得诸臣同学尚有汤若望、罗雅谷二臣者,其术与玉函相,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在这一奏文中,徐光启高度评价了邓玉函的学术水平,并把汤若望等与之相提并论。诚然,汤若望在后来的修历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远大于邓玉函,无奈邓玉函不幸早逝。否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崇祯历书》的大功非邓玉函等莫属。因为当邓玉函在北京修历时,汤若望尚在西安传播“福音”(汤氏于1627 年被派往西安传教) 。因此,无论就年岁资历,还是当时在朝廷的影响,邓玉函明显高出一筹。“夏尔(汤若望) 才是个开始者,而他的同伴龙华民和特伦茨(邓玉函) 却已是有名望的人了”。⑩
　　《崇祯历书》历时5 年而成, 它的修订在我国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天文学来说,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它促使中国偏重于经验和实用的古典天文学, 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lv 江晓原在《通天捷径一文》中也总结道:“耶稣会士在中国大力传播西方天文学, 使中国天文学一度处在与欧洲非常接近的有利状况, 并使进中国天文学平民化。”lw这其中也包括了邓玉函的一份贡献。
　　三、交流中西医学
　　就在避难杭州之际,邓玉函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一书。书分两卷。第一卷讲了骨骼、神经、体内脂肪、经脉、皮肤、躯体和血液。第二卷讲: 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舌头、触觉、发音的原理及形成。中国官吏毕拱辰在汤若望那里发现了此书的手稿, 最后经润定, 于1643 年付梓刊印。
　　邓玉函在中国介绍西方医学的同时, 也在向西方介绍我国古老而神奇的中医理论与知识。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 年5月14 日) 中写道: “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 人们把它加热, 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 就马上会医治病人, 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 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肚子病。”lx 关于中药的效用, 邓氏自己也深有体会: “我滞留在澳门整整二年。第一年我研究上毫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缺乏导师和书籍, 部分也由于三个月或三天的患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患病所产生的黏液比霍乱还要多,但尿液健康,发烧时颤抖厉害而持久, 且伴随肚子发胀, 服催泻剂也不消退,用双倍剂量的锑也不起作用。最后,我用二种中药根经煎熬后在病发作时服用, 我马上吐出全部黏液,烧也随之退去,于是就病痊了,直到第八天它重新发作。在烧来临时,我喝同一种催吐剂, 烧再次退去, 颤抖也消失了。这是一种什么草药,我不知道,可名字我知道,草药根我也见过,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ly
　　邓玉函或许是最早在中国进行尸体解剖的西方医学家。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沙巴梯努斯(Sabatinus) , 因患某种忧郁症, 长达10年之久,死在中国。“有几个月,他呕吐出黑乎乎的胆汁。在他去世后,我进行了尸体解剖。
　　我发现在他胃底部牢牢地长了一个一手长,四指宽的瘤,里面盛满了由黄转黑的液体。一个日本教士死于类似的疾病。他死于长期吸食烟草的缘故。当我打开他的胸腔时,我发现他的肺看上去像一块布满了许多淡蓝色斑点的海绵。”lz
　　对于中药和中国医生, 邓玉函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 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 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 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而是讲述另外毫不相干的事情,似乎在读一本书,像吉普赛人看手相一样。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明白:人们把动脉分成几段,离大姆指最近的一段治头病,第二段治心病。从它们(指动
　　脉) 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这里人人都是医生,因此医术不被重视。”l{
　　邓玉函对我国的针灸也饶有兴趣:“中国人不用烙铁, 而是用苦艾灸皮肤, 通常很有效。他们用一根长长的针刺入皮肤, 扎得很深,并不断转动。据我所知,它能驱湿治瘤,但这一切我只是道听而已,未曾亲眼见过。”l|
　　四、合著《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邓玉函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大的贡献要数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完成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了。关于该书的成书过程, 我们可从王征在书的序言中略见一斑:“丙寅冬, 余补铨如都会。龙精华(龙华民) ,邓函璞(邓玉函) ,汤道末(汤若望)三先生,以侯旨修历寓旧邸中。余得朝夕晤,请教益甚也。暇日因述外记所载质之,三先生笑而唯唯, 且曰诸器甚多, 悉著图说, 见在可览也,奚敢妄。余亟索观简帙不一。第专属奇器之图说者,不下千百余种,其器多用小力转大重, 或使升高, 或令行远, 或资修筑..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 乃其说则属西文西字。虽余尚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为余指授西文字母字父二十五号, 刻有《西儒耳目资》一书,亦略知其音响乎。顾全文全义,则茫然莫其测也,是请译以中字。邓先生(指邓玉函) 则曰,译是不难,第此道虽属力艺之小技,就必先考度数之学,而后可盖。凡器用之微,须先有度有数, 因度而生测量; 因数而生计算; 因测量, 计算而有比例, 而又可以穷物之理,理得而后法可定也。不晓测量,计算,则必不得比例, 不得比例则此器图说必不能通晓。测量另有专书,算指具在同文,比例亦大都见几何原本中。先生为余指陈, 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辄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
　　我们大致可从上文得知: 中国官吏王征赴京侯任,结识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三人,并受他们的引导与启发, 逐渐对“远西奇器”产生兴趣, 于是萌发出要把它们翻译成中文的念头。最后,王征跟从邓玉函学习测量、计算、比例等数学知识,终于“信笔疾书”写下邓玉函的口授。
　　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重解。此卷先论重之本体,以明立法之所以然。款凡共61 条,讲了重心、本重的概念,以及平面物体的重心测定, 阿基米德浮力原理(款凡39 至46) , 重量与体积之间的关系(款凡47 - 55) 。第二卷器解, 款凡92 条。主要内容为天平解(款凡第9 - 15 条) , 等子解(款凡第16 - 33 条) ,杠杆解(款凡34 - 48 条) ,滑车解(款凡第49 - 55 条) , 轮盘解(款凡第56 - 71条) ,藤线解(款凡第72 - 92 条) 。第三卷力解。讲起重11 图说, 引重4 图说,转重2 图说,取水9 图说,转磨13 图说以及14 和15 则有图无说(览图自明, 不更立说) 。第四卷动解。分别有解木4 图说; 解石、
　　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说;水铳4 图说。
　　从以上所列内容可以看出,本书所作的奇器图说,都是“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序言) 。此书为邓玉函口授, 王征翻译、绘图, 乃中西合作之产物。据德国汉学家弗里茨耶格尔( Fritz Jaeger) 考证,该书分别引用了比利时人西蒙斯戴维(Simon Stevin) 用荷兰语写成的《静力学基础》和《液体静力学基础》, 意大利人吉塔提( Ghetaldi) 的《阿基米德原理》(1603年罗马出版) ,以及乌伯提(Ubaldi) 的《机械装置》(1577 年) 。l}
　　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在于, “直接把1600 年左右在欧洲获得的机械学基础知识传授给了中国人。”l~
注释
①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99 页。
②猞猁系哺乳动物,外形像猫,以目光犀利著称,此处比喻为思想敏锐者。
③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2 页。
④见他第一封1619 年5 月14 日发自果阿致罗马友人法勃的信。
⑤Plinius 为古罗马植物学家。
⑥Athanasius Kircher : China Illustrata , 第110 页, 1667年,Amsterdam.
⑦、⑧、lx、ly、lz、l{、l| China illustrata ,第30、27、23、25、25、25、35 页,Hartmut Walravens ,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1987.
⑨Das grosse Exempel , 第259 页, George H. Dunne ,Schwabenverlag , Stuttgart , 1965.
⑩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 第71 页,Alfons V?thSJ , Steyler Verlag , Nettetal , 1991.
11 陈久金:《徐光启与〈崇祯历书〉》,《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北京,学林出版社,1986 年3 月。
12 详情请参阅《基督教与近代文化》,第11 页。
13详情参阅: J?ger Fritz , Das Buch von den wunder2
baren Maschinen , Asia Major , Neue Folge 1. 1 , 1944 年, 第78 - 96、80 页。
参考文献
[ 1]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3 年。
[ 2] 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3] China illustrata , Hartmut Walravens ,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1987.
[ 4] Keplers Rudolphinische Tafeln in China , Hammer Franz ,in Natu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 ,3 ,1950。
[ 5] Das grosse Exempel , George H. Dunne , Schwabenverlag ,Stuttgart , 1965.
[ 6]Jaeger Fritz , Das Buch von den wunderbaren Maschinen ,Asia Major , Neue Folge1. 1 ,1944.

郭金荣: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 卷第3 期,2002 年6 月

来 源： 同济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