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文化余民---当代文职和文责的再思
The Literary Remnants of the Age: A Reflection on the Mandat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iterati of the Age.
全文摘要
本文以宗教界和社会学的语境，视文人学者为时代之文化余民，并就这些敲异鼓、弹异曲、唱异调、走异路、倡异议的文人学者作本体性的再思和反省，旨在确定他们的文职和文责，以唤起国人对这些余民的尊重和敬爱。此外，亦借着文人文职和文责的自我辨识，来肯定文人解读和诠释历史传统的任务，以及他们在当代文化中的身份和位份---为时代的旷野呼声、民族精神的导师、思想的雕塑家和道德的警钟，来传承和发扬文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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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民」（Remnants）一词有时称为「散民」（Diaspora）在宗教界和社会学的研究里甚为普遍。一般来说乃指着社会中带有消极的积极性小群。他们有如黑暗中的微弱光辉，绝望里的些微盼望，寒冬中的苗圃，饥荒中遗存下来的麦种，又如疾风中的劲草，大树砍下后余下的木不，是侥幸不灭的生机。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指那些因着特殊情况，自然生态中侥幸遗留下来的一小撮数目的人；他们是落择被弃的人，但竟是天定的命根儿，为生命的延续和生态的平衡存留了下来。从宗教信仰的观点来说，就是指那些神所拣选，所扶助，能持住真理信仰的人。是日后真理和信仰传承的命根。这些人虽逃散各处，但只要有他们的存在，那怕就是一切都灭绝了，只要春风一吹，就会有再生的必然。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历史沿革和演变中，这些余民常被视为弃民异类，被视为时代进展和变迁中的边缘族群，是当前文化和文明的渣滓，有待淘汰、冲去和遗忘。许多时候，它也只是日后文化和文明神龛里的神牌或博物馆里的雕像，最多也只是作为后人追悼的悲叹对象。殊不知这些人竟是文化和文明的支柱和传承的苗种，应受珍惜敬重。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余民只要对自己的根有所辨识，对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使命有所觉悟和肯定，他们仍然是当代存在的诠释，也可在日后的解读中被再次发现。关键乃在于当他们被边缘化，被忘却和在政治、文化和文明历史的巨轮的倾轧的过程中，有否留下一些轨迹。古今中外那些铁笔陈述真理，铮骨固守操行的文人学者 就是这类的余民。他们真正是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留下了一些墨宝笔迹、思维内涵，待人发现和解读。这也正是说明他们尽了文职亦负起了文责。本文的目的乃以宗教和信仰的情怀，更盼望从基督教的神学观点来思考中国文人学者在当代文化和文明中的使命，并以宗教和社会余民的情怀为语境来探讨文人学者，特别是基督教文人学者的社会性和民族性的文职和文责。作为我们对当代文化和文明挑战的领悟和响应，切望本文可唤起国人对这些人的敬重。此外，亦盼望可藉此挑战文人的自我辨识和他们对文职和文责的尊重和实施。
一、 文职的历史性回顾和反省：
人类的历史，不论从文明或文化的观点来看，都是人类存在在时间和空间演变和进展过程中的记实和写照。然而这些记实和写照之所以被称为历史，诚然是因为它不仅有文字和文字的记载，更是在于它有了对记载文字的解读和诠释。换句话说，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进展，除了需要有人在存在中的奋斗外，还得要有（文）人将这些奋斗的过程经历和成果记录下来，做些批注，传承后世。而后世的人也只能借着这些记录文字的解读或再解读，诠释或再诠释，来了解人类生存的意义而传承和发扬文明和文化。所以说，没有文字和文人的文字应用，就没有文明和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更没有意义和意义的商榷和审核；这一切正是文人职务的核心所在。
一般来说，文人的职务常被定位于记实、载道，思考、解读和诠释，来识定人类文化的阅历典籍，发扬真理、传承文明和文化，促成前人后人，近处远处人类文化的交流。从历史性的记实载道，抒情性的诗词文学，迷思性的散文小说，艺术性的建设创作，科学性的实验记录，政治性的理想学说，时事性的激愤离骚，事态性的不满批判，社会性的道德关切，民族性的思想建设，甚至宗教性的宏道宣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外是文人在面对时间巨轮推进和思维挑战时的必然反应。这些反应是严肃的，隆重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宗教的观点来说，这是先知使命的肯定和实现，是一种神圣不可抗拒的洪流，叫人忍不可忍的发言。总之，文人是否谒尽文职，只能在他们思考和言论以及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或他们所遗下来的文字传承中得着肯定或否定。受人尊崇或被人唾弃。是文人的荣幸，可也成为文人的悲剧。
思考一下历代以来中国文人的经历和下场，文人在民族文明和文化推进的贡献虽是不可磨灭，特别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文人确是社会更新和革命思想的苗种，是真理的旗帜，是暴政的对头和克星，是公义的导向，是冤屈者的出口，更是强权的威胁。然而多少可惜、文人手里所持的毕竟只是笔杆，不是枪杆，加上骨子里的正气正受着无名奴性的憋逼，结果竟然成了无力发挥思想的政治强权下和商场狡奸中的寄生虫和傀儡。正为着这个缘故，当权在位者亦会顺手推舟的借着思想改造，利诱势逼，将文人整的服服帖帖，逼他们为斗米折腰，为生存失贞，臣服强权，卖文维生，投机取巧，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出卖同僚，卖身卖艺，沦为伴伎，再沦为妓，终沦为娼，失尽天职，败坏良知，断挡精英，真是令人悲痛。
近几年来，文人学者下海，实有争先恐后之态，叫人惊心胆慌，能守节自重，竭尽天职者真如凤毛麟角，凡胆敢直言尚善至雅者，被边缘化，有如圣经中早期先知，成了时代余民：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圣经：希伯来书11:36-38），诚如一群余民！
二、 当前文责的本体性反省
文责与文职不同，文职在于实务，文责在于文人对使命的觉悟和使命感的本体性响应。从本体性的思考来说，文以载道必然是出于文以记实，而文人之为文人不单在于他能对事理、历史和典籍的解读，更在于他能在解读的过程中加以诠释，并借着解读来诠释当今世态和事理，这正是文职和文责之别，也就是事务和本体使命和责任的分别。从事科学的是如此，从事文学的也是如此。
近代诠释学的辩论常绕着文本文脉，作者读者语境等命题讨论，一般都以真理为主观和主观体验的检验为基本关切。诚然是忽略了真理的宇宙性和客观的绝对性关切，文人也因此将文责的本体性关切转移到没有客观标准的相对性和功用性范畴里了。其实文责的本体性基础应有下列几点关注：
1. 文字和记实的真理精神的本体性关注：
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有形表态。表态虽是因时因地而异，但其实意竟是超越时空而相近相通，文人情结背景可以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和终极关切实是没有异别。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事社会、宗教、文化、科学、甚至政治哲学的文人学者，虽有不同立场，但仍可在思想精神上相通、对话。其实，文人之所以能憨直忠贞，从容就义，不肯就范，都未必在于各人情操，而是在于其能知天命、受天托，并肯尽其巫职 （文职）。因为文人一旦知天命，不论来自经验感受，观察检验，反省响应，或创意体会，都会挺身昂首的响应。如老迈的加利略、公审退庭时仍喃喃自语：「地仍在动」。没有这种气质他们会沦于失责，与狈为奸，只知娱人，沦为娼妓，与恶合污，离却永恒真理，困于眼前短见愚妄，丧失纯全完备的高雅品德。
2. 历史和传统托付的自觉
基督圣经宣称教会（神的选民）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人类历史中，文人之于民族文明何尝不是如此。换句话说，文人正是真理和民族精神的受托者，而真理的实证表现乃在于真理在历史和传统中的具体作为和运作，这些作为和运作都是借着文人的忠贞作为存留人间，也在文人对文明和文化的解读和诠释使历史和传统显得更为灿烂。这正是文责的高峰表现。为此，文人对历史和传统应有托付性的自觉，这自觉也可在下列数项中显明出来：
a. 历史和传统的体会和拥有：
文人虽可能被潮流边缘化而成为文化余民，但他们绝不是无业游子，更非没有历史传统的浪子。其实人类的悲剧莫过于无根树苗，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圣经，以赛亚书53章），文人之历史和传统使命乃在于他能尽其历史和传统的传承和解读，藉此体会既往，肯定现在而向往将来。其实，人类的历史若非以血写成，必是以泪写成，在历史的延续和重演中，人的经验当然离不开泪和血悲剧的再现。文人也就不能不在真实的体会和体验中借着本体的思构或想象的虚构去体切这些悲痛的伤痕，因为没有悲痛的精神，人就不能面对历史，也不能解读历史，更不能维续传统。文责使命也会随之丢失，为此文人应在历史的解读和诠释中体会历史，拥有传统，成为历史和传统的柱石和根基，稳定将来。
b. 与历史和传统的不断携手和对话：
人类的特征之一乃在于有历史，更在于能与历史携手（engagement）和与历史对话（dialogue）。携手和对话是人类历史自识的起步和步伐的维续。携手和对话的具体表现就是回忆与参与。历史的价值乃始于历史的从实性，这样，研究历史的人在解读和诠释历史时才会有起码的根据和制限，这制限更在研究者对真理的渴慕和追寻中得着配合而将人提升到贴近真理的地位。这也正是为什么当日本极端军阀主义者企图窜改二战丑孽历史时会激起公愤的基本原因。因为历史一旦离开了真实情理，那么人的回忆就会变为臆测，这样就再也无法与历史携手，人也不能参与历史，不能与历史对话；历史和传统也会因此断了层，成了虚妄。为此文人的使命就是建立和保卫这关键的环节，认真的委身历史和真理的从实性。
其实政客和政治家的基本分别正是在此，就是在于他们对历史意义的辨识和肯定。政客可以藐视历史，捏造历史，迫害历史，但至终会被历史的巨轮轧碎而灭殁。文人的责任和使命就是促进民族对历史的回忆和肯定。历史和历史的解读越正确，回忆就会越确实，人也就会更接近真理，因为回忆的目的不是为恨或恨的延续，而是借着追源知识来肯定善的美和恶的丑，以促进人类与历史传统的对话，并在对话中得着反省和再思的美德，回归真实，得着坚定，更新传统。这样一来民族和民运亦可有所传承，发扬光大。
c. 历史和传统的创意性延续：
历史和传统常被视为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虽然一般人会以古为镜来鉴今，但他们究竟对历史的理解也只止于其功用价值，未必能会有兴趣于真理的致知和明理。其实深入一点来看，历史乃是人类总体生命的有机产业，这产业是各时各处人类对存在解读和诠释的遗产，也是承先启后的生命延续。此外历史的研究和反省可以增加了文人的忧患意识，也可激起文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使他们在这情结的有机体验中响应历史的呼声，来参与了历史呼声创意性的正义体会和伸张；将人类的思想精神带到脱离庸俗的惰性，进入创意活跃的状态，向往未来。这也就是余民在巧当的时刻中所应负起的积极性使命。
近日来中国文学，艺术界的悲切共感不外是梦的或缺和理想的冥没。文学作品亦常因在无梦的实情和描述中逐渐消失。无梦的婴儿成了文化的弃儿。其实当文人不再与历史携手时，怎会有梦，怎会有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魂魄。这么一来文人的天职事业终会沦为为生存搏斗的技艺职业，除了日复一日在纯物质文化，铜臭斗室中消磨外，还谈什么创意理想，什么文化、文明、信仰真理、辉煌将来。这是余民的暴毙和灭绝，是文化的断层。
3. 小结：
本段乃从文责的本体性反省和通过对文职与文责的甄别，确定了文责的本体性意义不但在于文人研究著作成品和成品的效能影响，更是在于文人对真理的体会验证、领悟和传递。在完成这些职责的过程中文人应关切文字的真理精神，并对历史和传统托付有所自觉，才能在生活中体会历史，拥有传统，可与历史携手对话，才能造成历史和传统的创意性延续，谒尽天职，将人类带入将来。
三、 文化余民的身份和位份：
文人为文化余民，其生活型态常被误为敲异鼓、弹异曲、唱异调、叹异境、倡异议、走异路，难与群众苟同合流。一般来说，这些人存在的结果，除了激愤、埋怨、离骚、抗命外，所留给后世的除了一些正义枯骨，只是一些文字和人记忆中的美谈。然而这一切还得有后代相继余民的解读和诠释。真是落得这么悲惨。但是历史的印证竟然给我们看到，落择之笋之成竹，漏网之鱼之成龙，正是这些人的写照。所以只要文人能肯定自我的余民身份，就必可在位份上得着肯定，更可在文化文明中尽天职，成忠孝。文人余民身份角色大略有四：旷野的呼声、时代的导师、思想的雕塑者、道德的更夫。
1. 时代的旷野的呼声（A cry in the wilderness）
余民虽非弃民，但竟因其与众相异而不居市井、不衣细麻、不食常谷。圣经中的施洗约翰乃实例之一。他居旷野、衣驼皮、食蜂蜜，形如怪人一个，但他的魅力乃在于他有信息。在今日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群众肯定信息在所必须，信息永是跟着群众跑。然而先知的本色永远是信息创造群众，只要有信息，就会有呼声，唤起群众的良知。那么就是在旷野，也会有群众的追随。因为信息发自真理，不是出于常情。
文人之身为文化余民，并非自择，乃因落择。在宗教里这称为呼召。有了真理（神）的呼召，就必然有感动和行动。先知之所以离市井，非因怪癖，乃因必然。他是被道所掳掠，生命沉浸在真理和正义的酒醇里，情不自禁，离俗归真。他的生命和生活不再是具体形式，而是无形的声和音，他的生活情境，就是市井闹区，乃是形如旷野，让人看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让人体悟道的真切和呼召，不再奴役于功利名禄，而归向真神，做神仆役，为天行道。
2. 民族精神的导师（A pedagogue of national spirit）
导师一词因地而异，希腊文化中之导师（pedagogue）含义深晰，乃为儿子启蒙教导师傅，准备孩儿作为承受父业之嗣子。在中国文化中，有如吕不韦之于嬴政为仲父之位。文人文责亦形如时代导师，其要务职责乃为当代文明文化准备民族菁英。身为导师，乃得与民共食共眠，共活同行。文人之失败常在于藉离俗之名深居象牙塔内，言不切实，语不实际，只有理论没有行动。为导师者虽居深山，但却能深入民间，关心民运，体切民情，体察社会脉搏。因此他能启蒙人民，开发民意，诱导人民精神，传承文化，训导当代的人成为人类文化文明财富的子嗣，承受父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新一代走出文化的狭隘和困圄，成为宇宙公民，文化人（universe citizen , A cultured man），能在整个民族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支柱。
3. 思想的雕塑家（A Sculptor of the Mind）：
文艺复兴在西洋文化的贡献不可消灭。该词原意乃于文艺的再生；当代复兴景象始于文人对前人文字和艺术的发现解读和发挥。其基本信念乃在于深信人文精神正受困圄，有待释放。此项可由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窥探一二。米氏视一顽石时，冥思中体察石中有人，等待释放，乃即着手雕刻，竟成塑像。有春、夏、秋、冬者，亦有晓、晨、暮、晚之雕像。个个形如活人，情意语境畅述不尽，真是令人叫绝。中国文人的诗词，也有同样果效，故有七言绝句之称。这一切都是文人身份的写照，他们借着自我的思考和文字的描述来挖掘和塑造民族精神，发掘后人思想，让年轻的一代，经过思想的雕塑，更能表达创造和自然的真、善、美和生命神圣的本质传承后代。
4. 道德的更夫（A watchman of public morality）：
文人有如守更的人，深夜孤行，守夜打更，告知时令。在道德的领域中，起了更钟的警世醒世作用。文明的推进在各个世代中都有危机时刻，这其中，有醉生梦死者，有道德沦落者，有品格丧失者，是民族和民族精神解体的时刻。当人类无目标，无绝对精神的向前奋斗时，除了迷茫和失向外，还有什么意义价值可言。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景象，有文明而没有文化，有科学没有人品，有伦理而没有道德。富有了但不高尚，有梦的幻想，没有永恒的理想，还能潺潺自喜，得意忘形。这时文人的职责乃要敲起道德的警钟，让人知更知时，因为夜里哭泣的尽头是早晨欢乐的来临（参圣经，诗篇30:5），但若无更夫，只怕早晨到来时，沉睡的人仍沉睡，哭泣的仍哭泣，那么欢乐就是永不可及了的。
其实早晨并非更夫所带来，文人也未必能创造新生，但文人确实可作苏格拉底所述的「接生婆」，将新的思维引进时代，为新的生命景象铲平道路起催生的作用。更为这新生的婴儿预备更好的道德和生态环境。
四、 结尾的话：
各个世代都会有些被边缘化的族群。虽然被边缘化的人，未必都是余民，被遗弃而散居各处的人也未必就是散民，但很明显的余民（Remnants）和散民（Diaspora）都带有传承和种子的内涵。所以虽然未必所有文人都是文化余民，然而只要文人一旦有文职和文责性的自觉，又能有知识分子的受托感和委身，能对民族危机有所察悟，又在历史和传统的解读和诠释任务上有所领悟和参与，激发忧民忧国的情怀，结合文化和文明，体验民族悲剧，那么他们就会发挥文人气质的潜在魅力。这么一来他们就是民族精神的资源，当备受珍惜尊重。因为余民和散民都是民族良种的携带体（carrier），只要他们仍能尽职责，终有黎明春晓时刻的再来。文化余民的特点乃在于他们所持守的余民本质和特色，他们本就是主流的根源，但只见他们的傲骨叫他们拒绝融入主流。这是因为他们的使命正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时代和文化的卫士，不能和潮流苟同。
正为这缘故，他们常在主流成了气候时，他们被边缘化，被拋弃成了余民；又在逼迫的过程中成了散民。但就是为着使命感的自觉和肯定，他们可以如治水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如圣经中之乌利亚，为想即速归队而暂宿宫外；又如施洗约翰，做了黑暗中的明灯，旷野的人声，目的都无非是为要竭尽余民之职，让真理得着宣扬，正如基督教界的一句壮言：我们是为了信仰！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司书5:24）
印尼，万隆神学院，2003年五月27日
唐崇怀 美国 国际神学研究院哲理神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