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姆-史泰福（Tim Stafford）
译写：孙以理
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在印度宣教三十五年之后回到西方，发现故居英国，已成为一个对基督信仰陌生的宣道禾场。
纽毕真对当代神学家、宣道学者和基督教思想家，有著很重要的影响。富勒神学院宣教学教授薛克（Wilbert Shenk），推崇他是「历久弥坚的顶尖人物」。神学家杭斯伯格（George Hunsberger）认为纽毕真「在二十世纪下半，为宣教奠定了圣经和神学基础，鲜有人能出其右」。
纽毕真究竟何许人也？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他是在印度的宣教士，退出宣道工场之后才对英美造成极大的冲击。他是世界级的神学家，然而他的著述从不加注，退休后才在神学机构任教。他大部分神职生涯在普世教协圈内，却在福音派中广受推崇。
纽毕真在印度宣教三十五年，于1974年退休。那时他计划从印度一路搭巴士返回英国，完成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他是南印度教会的监督，并且是普世教协早期的领袖，小有名气，因此启程前在马得拉斯（Madras）受到盛大欢送。纽毕真和妻子当时都已六十多岁，两人只带了两只手提箱和一个背包，预备好面对艰苦的旅程。
车子在倾盆大雨中，开上崎岖不平的凯贝尔隘口，纽毕真听到同行有乘客说：「这条路很少见到这样的老嬉皮。」途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纽毕真夫妇都是搭乘当地巴士，必要时搭便车，吃当地食物，找当地基督徒交通。只有在卡布多加（Cappadocia），他们找不著基督徒，该地曾是基督教神学重镇。夫妇俩在古老岩壁凿出的教会里，孤单地进行主日崇拜，纽毕真陷入沉思：「一度活跃的教会，何以完全消灭了？」
这句话正好可以作为他们人生下一阶段的开场白。纽毕真夫妇在英国伯明罕安顿下来，他在当地几处宣道学院任教。虽然受到学生欢迎，纽毕真却发现一些令他困扰的现象。当他讲述福音，学生的反应是困惑的。他所说的「福音」，对他们而言究竟是什么？他写信给一些神学院，询问宣教神学的课程内容。他发现多数神学院提供的只是宣教历史，或是各种第三世界神学。纽毕真已经习惯印度的教会，就是不在乎教会多小，却能采取乐观、布道的立场。相反的，英国的教会似乎不太清楚自己的信息，或是宣教的呼召。
纽毕真在六十五岁返回英国，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化外之地。他发现在英国宣教「比在印度更加艰钜。英国人对福音的冷漠轻视，这种态度比抵挡福音的印度人还要难应付……英国已经沦为异教社会，要针对这种极端顽梗的异教形式，发展真正的宣教行动，是教会所面临最大的心智和实际挑战。」（Unfinished Agenda）
这样的体认，让纽毕真写了大量的书籍和讲章。他以宣教士的眼光观察西方，从宣教的角度分析问题。如何将这样一种文化福音化？该文化本来立基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现在却完全不愿意接受（几乎已经无能力理解）基督教的信念，不愿意去认识那能释放我们得到自由的真理。纽毕真很清楚一个印度教徒或是回教徒，要敬拜基督的困难；但此刻对于英国人，相信耶稣似乎变得更加困难。
心灵的苦痛
1979年某日，七十岁的纽毕真担任联合改革宗教会代理主席。议程是要终止一间拥有120年历史的贫民区教会，该教会邻近伯明罕，正门对著温森格林监狱的阴暗围墙。会众只剩下二十人，必须关闭，纽毕真内心十分不安。他个子不高，彬彬有礼，但个性果决，同事戏称他像头「不屈不挠的小猎犬」。他禀报大会：「如果教会放弃这个教区，只想立足于较容易的市郊环境，就没有资格称自己是个宣教的教会。」（Unfinished Agenda）他的坚持奏效，条件是由他接任牧师，没有薪给。
纽毕真说服教会增聘一位印度牧师加入他的团队，因为有许多亚裔住在温森格林。两人挨家挨户在这破落社区探访，纽毕真得到第一手资讯，初步了解英国人离开基督信仰有多远。亚裔移民总是敞开大门，邀请他俩入屋内喝茶，当地的白人家庭却常让他们吃闭门羹。少数让他们进去的屋子，总不外以电视作为生活中心，而非圣经。宗教被当作是一种个人品味，是不应该受到干扰的个人隐私，连基督徒也这样认为。纽毕真和印度牧师传福音给锡克人和印度人，得到一些成果，但是当地信徒不感兴趣，部分人士甚至完全反对。
纽毕真身为教区负责人，被卷入可否在学校教导宗教的辩论。英国官方仍以基督教为基本信仰，学校开有宗教课程。但是愈来愈多的印度教和回教移民，要求对此议题予以多元文化的反思。这件事并不困扰纽毕真，他更担心的是整个教育体系「假定宗教教育，可以在一种中立地位施教，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俨然超越所有彼此竞争自诩的真理，像法官般作出不偏不倚的评论。」宗教教育似乎假设：真正的真理，在于老师以研究科学的态度，超脱一切宗教信念。
少数信仰族群，特别是回教代表，针对这种教育心态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反对学校课程，含糊地假设神不是一位可以认知的实体，认为这种教导严重污染他们的孩童。最让纽毕真忧心的是：多数基督徒对于信仰被这样淡化，却可以忍受。
这件事促使纽毕真将他的关切写下来。由于长久以来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参与，他受邀参加一项全英国教会与社会议题的筹备会。然而一长串的议题，令他失望--「教会和失业」、「基督教和核能」等等--只是将基督教信仰，像「医生开处方」般来回答时代议题。他挑战这样的作法，写作《一九八四的另一面：对教会的质疑》（The Other Side of 1984: Questions to the Churches）作为回应。他呼吁西方基督徒，认识到他们活在异教文化之中，需要发展一种真实的宣教方针。
纽毕真申言：「所有的思想起源于心灵的苦痛。」他的痛苦明显也是其他人的共识。这本小册子引起不寻常的强烈反应。一般平信徒格外感觉他们的心蒙受光照。好像他对著发抖的人们说道：「自然你们觉得冷，难道你没注意到火已经熄灭了？」
计划中的会议在1992年举行，整整晚了八年。那时发展了一种后来称为「福音和文化」的运动。一群充满活力的学术人士、教牧人员、认真思想的平信徒，聚在一起讨论西方世界能否转变、如何福音化。纽毕真接受普林斯顿神学院之邀，前往美国发表演说，他将前述的小册子扩充为小书--《希腊人视为愚拙》（Foolishness to the Greeks），这本书将他的思想带进美国。接续他又写了一系列的书，阐述该项主题，使得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今日。
将科学适当定位纽毕真在英国北部长大，他受父亲影响，喜爱攀岩。在后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他显出的正是这种对高度一无所惧的精神。他不用传统方式，向人打躬作揖，说明基督教是合理的信仰，在他看来那样作无异未战先降。到底根据何种标准，可以说基督教是合理的呢？他认为福音无法被「证明」，因为需要先假设有比福音更为根本的真理，才能证明福音。对于纽毕真，福音故事就是一切真理的中心和基础。他说「合宜的护教方式，是传讲福音本身并示范--不只是言语或以言语为主--福音恰恰能提供最佳根基，让我们理解并处理有关我们存在于宇宙的奥秘。」（Proper Confidence）
不幸地，福音在今日，如同其他宗教信念，被视为存在于真理的边缘，不过是个人的价值观或偏好。这样的「真理图谱」，以科学为根基，人文学科平和地生长于其上，而宗教高高在上，有如天气一样变幻莫测，这正是纽毕真要批判的。他寻思如何反转这种情形，将福音作为真理的基础。「身处现代西方文化，相信科学方法的有效性」，他问说：「我们如何能够从以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来解释福音，转变成以福音观点，来解释现代科学的世界观？」（Foolishness to the Greeks）
纽毕真相信科学可以教导我们许多事物，但是单纯藉助于机械的归纳法，科学家将一无所成，根本不知该问什么问题。科学家寻求知识，也需要使用到无法充分描述的心智官能。纽毕真说：如果福音是全然的真理，必定对所有人都是真理，而不是对于那些凑巧因个人理由而相信者才真。而且如果福音是真理，必定大到足以容纳科学的真理。（事实上，纽毕真指出，正是在福音的真理中，西方科学才发展到今日的样貌。）
科学，并没有大到足以将福音包含在内。自从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康德，和神学家士莱马赫以来，神学家企图将基督教重建在「科学的」世界观里。结果对基督教信仰造成伤害，对现代世界同样是灾难。
纽毕真认为基督教的真正困难根本不是科学，而是发生在启蒙时期的「一种文化转换」，「从可靠的圣经故事真相，移转到理性的永恒真理，其中以牛顿的数学物理，为至高的典范。」（Proper Confidence）这种「理性的永恒真理」不需要信心，对一切事物存疑，只相信能度量和能证明的，终结于虚无主义 （如尼采所预言，和我们这个世代清楚展现的）。
纽毕真活得够长，见证到西方人在文化上的信心失落。当他在1936年去印度时，不列颠文明就是启蒙时期的继承人，以绝对的信念统治印度，以为他们的文化就是「文明」，宣称握有所有人类的答案。他们以此散布教育、科学、法律、医疗、政府体制。但是当他于1974年离开印度，纽毕真经常看到英国年轻人，「穿著经久不洗的印度衣衫，像个乞丐流浪街头」，向东方讨教智慧。对于「文明」的信心已全然失丧。
科学企图包含全世界的真理，的确造成极大的物质进步，然而纽毕真注意到科学并没有提出，这样追求的目的为何。科学使人处于富裕和权势，但是没有意义。这样发展下去，有一天会摧毁科学本身。只有基督教的福音，重新成为大众的真理，才能在适切地认识人类生存的意义之下，延续科学和生命。
侵略性的福音
纽毕真是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二次世界大战前毕业于牛津，就像鲁益师，他好像什么都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尽情抒发己见。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是他的中心思想，但是纽毕真敏锐的心智，触及其他许多深邃的议题。
纽毕真的著述，具有一种独特的冲击力，远远超过知性分析所带给人的喜悦。阅读纽毕真的著作会大受鼓舞，能使人在「众所周知」的事物之上，以自由和真正的基督教思想，重新出发。他的耶稣无法使他与现代思想调和；他的基督教信仰绝不能嵌入所谓隐私的「个人信仰」。纽毕真提出令人振奋、现代世界所不熟悉的特性，然而这些特性确实年代久远。他的写作和思想，就像是一位宣教士。
宣教士的声望（和存在），在二次大战后大大褪色，尤其在知识阶层，因此一个真正的宣教士，几近于老旧的《国家地理杂志》上，所出现的奇特人种。然而，当一个文化变得自私自满，沦为替自己的信念量身打造福音，宣教士的思想有助于改正这种倾向。
这种宣教士心态和布道热忱很不一样。布道家能够，也常常在文化的限制下继续工作。譬如耶稣可以被宣扬成为自我的实现，满足现代人的需求。然而宣教士视福音为一股侵略性的力量，挑战文化，强烈要求更高的忠诚。
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很少有西方基督徒（包括宣教士），能如此看待他自己的社会。基督教与欧洲文化，向来被划上等号（所谓「基督教文明」），照理说几乎不可能改变。最近，现代西方文化提出所谓的真理，期待基督教亦步亦趋。迫使基督教改变其信仰，去除神话，或作其他转化以达到西方文化的要求。
纽毕真住在印度的长期岁月，使他养成习惯，惯于再思所有事物。他在塔米耳（外界人士很难精通的一种困难语言）传道，对象是惯于以印度教方式思考的人们，他必须用印度教思想下形成的语言，彻底地全面审视基督教教义。他学会以在基督里转化的观点，来解读某种文化。
为神命名
纽毕真年轻时，经常访视一间印度教寺院，寺院大厅「挂满历史上各宗教人物的画像，耶稣像也列在其中。每年圣诞节，寺院还在耶稣像前举行崇拜仪式。」纽毕真说：「对于我这个英国基督教徒，再明显不过，这是一种宗教溶合。耶稣已被塞进印度教的世界观里面；印度教的观点丝毫不受挑战。慢慢地，我也开始看到自己所信的基督教，也有这种溶合的现象，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将耶稣塞入所属文化的世界观内。」特别在研究福音书记载的邪灵议题上，纽毕真看见这点，他了解到印度村民比他更认识邪灵。
纽毕真参加那所寺院举行的读书会，他们隔周轮流读印度教经典和约翰福音。其中有位学者隶属于印度教的一神论类型，该派教义包含罪与恩典，纽毕真在奥图所著的《恩典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信仰》一书读到过。因此他以学习这种哲学的名义，参加读书会。
「有一次聚会时这位学者问道：『你说的救恩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时特别强调罪和在基督里的赦免。当我说完，我的老师说：『这非常有趣，因为你所说的，除了耶稣的名字，正好是我要说的。』」
「于是我问他：『在此情形下，请告诉我，你有什么确据，认为神会赦免你的罪？』」
「没有一丝犹豫，他说：『如果他不赦免。我会投向一位会赦免我的神。』」
「突然之间，我领悟到……有些人会使用一切基督教的福音性语言，然而根本中心却是自我，自我对救赎的需要。神不过是附属品。」
「对于在圣经背景长大的西方人而言，耶和华神的形像，是如此令人畏惧、无法逃脱、主宰者的形像深深刻在我们心中，一个基督徒绝对不会说出像印度教学者说的话，不会像他那样脱口而出，没有一点犹豫……」
「但我却见过不少福音派基督徒，很容易说出，以自我为中心和自己对救赎的需要，而不是……为著神的荣耀。」
「从那时开始，我在印度宣教，绝不先谈罪和救恩，我谈神和他所成就的事……」
「记得有一次，我整天陪一位高山族，他来自极度未开化的部落，那地区未接触过印度教或基督教。这人住在洞穴里。我与他相处一天，看著他在丛林中用弓箭射杀小动物……我与他深谈，我问他：『你认为谁造了我们？』他立即说是Kadavul造了我们，这是神的相关字汇之一，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字，由两个字根组成，动词kada意思是超过、超越，ul指意义或存有……因此这字意「超越的存有」。是一个描述神的绝妙好词。
「当我在基督教尚未传到的村庄宣教时，那里无人认识耶稣的名字……我开始用Kadavul这个字。当我使用Kadavul时，他们很自然联想到各式各样的印度神只。我很清楚他们在想什么，但我无法不用此字。只是当我开始说到神为我们成就何事时，他们开始说：『Kadavul不是我们原来想像的那样』。
就某种意义来说，纽毕真在印度的经验，形成他应付现代西方世界的进路。纽毕真说：「真理不是抽象的观念，或是神秘的经验，而是关于神所成就的故事。」
特别是勇敢宣告耶稣历史性的降生、受死和复活，在东西方都一样，必须成为信仰告白的中心权威。
扩展相信的会众
纽毕真的著作超越了宣教士的思维。他笔下之言好像使徒信经、好像军队进行曲。这种精神在当代基督徒中，几乎荡然无存，他们（如纽毕真观察到的）欢喜看到当今教会多元文化的样貌，但是他们对于形成今日光景的方式，却感到困窘。
不像许多基督教领袖们，纽毕真从未长期投入学术界或教会行政，也从来不是媒体老手。然而，他花许多时间面对带著怀疑眼光的群众布道。在印度当主教时，他将工作优先设定在服事会众，探访偏远、不识字的乡村，在当地人家过夜，在户外带领聚会。他可以搭乘下一班到日内瓦的飞机，与不同见解的神学家们开会。然而一回到印度，立刻进入会众阶层的日常生活，就像他退休之后在温森格林所从事的工作。
纽毕真并不同意极端保守福音派对于圣经权威的定义，但是他是彻头彻尾以圣经为本的基督徒。当他还是个不信的大学生时，纽毕真请教朋友一个人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他该如何开始。答案是：「买一个闹钟早起。」
「我当时不知到底有没有神，但是我开始在早餐前花半小时读经祷告，」从此一生奉行不逾。我深深相信当我们寻求引导和更新，基本上我们必须回到圣经。（Word in Season）
那年年底，他在一个假日营会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营会与宗教没什么关系，是帮助一群失业的威尔斯矿工。有一晚工人醉酒闹事，彼此斗殴。年轻且具有理想的纽毕真，感到极端无力。当晚他在自己的帐蓬里，见到十字架的异象「横跨在天地之间」。好像是暗夜中来自上帝的希望，他思忖： 「当晚我确定，我从未如此想过，如果我想在这个世界找到任何意义，我必须跟随十字架的启示。」（Unfinished Agenda） 一年之后，他决志献身基督教事工。
年轻的纽毕真在「基督教学生运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得到培育，该运动是在大学校园里工作的组织，具有强烈的福音和宣教特质。在神学院，他受教于士来马赫的学生约翰-欧门（John Oman）。然而一次在假期中详读罗马书，纽毕真确信「加略山所成就的救赎之中心性和客观性……使我更像一个福音派，而非自由派。」（Unfinished Agenda）他从未偏离福音的正统诠释。
圣经、十字架、代赎、将世界福音化：将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宣教内容。这些似乎与纽毕真在科学认识论，或是启蒙思想影响的精湛研究有些距离。事实不然，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宣教士，尤其是开拓型的宣教士，经常是一群对文化、语言、习俗深入勘探的分析者。他们洞察何为福音最大的切入点或阻力点。纽毕真代表这一类型，在印度和英国都是如此。
第二点是西方式的思考--「现代化的腐蚀剂」--已经渗入全世界各个角落。宣教士不能只知道传统文化，他们必须了解现代城市和大众媒体文化。「观察基督教在当代世界的全面处境，提出欧洲文化是最紧要的问题，因为在『现代化』的伪装下，欧洲文化已取代了世界各处许多传统文化；另外，这个文化有独特的能力腐化并抵销基督教信仰。」（Word in Season）
就像任何真实的宣教士，纽毕真的根本关注不是要正确地分析情势，而是要扩增相信的会众。因此在他所有的工作都听得见劝人悔改的呼声。「对于那些全心相信这个真实的世界，可以不需要神就能满意地解释和运转的人而言，如何使这些陌生的故事，诸如神创造人，被钉十字架的救主，复活和新创造成为可信的？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条线索，只有一个真正的福音释经学：就是相信的会众。」（Word in Season）
对福音应有的信心
纽毕真的声望不是来自杰出的学识，也不是出自宣教热诚，而是孕育于爱的品格。在英国，经常有印度人在他住过的公寓前，拍照留念。在印度时，纽毕真经常会晤许多牧师和教会领袖，教导他们圣经，与他们一起祈祷，探访他们的家庭。退休之后，纽毕真较少机会作如此个人性的接触。大多数人认识他是经由阅读他的著述，或是藉著讲演。
一生为教会的合一奋斗，很少有神学思想家，能够像他那样与更正教会所有极端意见对话：自由派，福音派，灵恩派（他还有许多天主教听众）。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时常抨击错谬，好像不停击打的铁锤。然而他的举止如此谦和，甚至不同意他的人也不得不钦佩他。
纽毕真自己认为：「我主要的事工，只是鼓励神职人员和牧师，更有信心传讲福音。最叫我恐惧的是：基督教牧者和传道人对福音的胆怯态度。那种态度彷佛在说：『好吧，我碰巧是个基督徒，当然我不敢奢望你有同样的想法。』」
纽毕真帮助西方世界的基督徒恢复宣教的勇气，不但到达地极，也能在满怀敌意的自家周围，传讲福音。
[原文载于《今日基督教》杂志1996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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