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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宗教教育与我
作者: 萧克谐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编者按】  笔者希望以过来人的身分,分享在宗教教育事工中的经验、感受和看法。由于我参与香港的宗教教育事工已超过五十年,因此,在某一程度上,我所见证的,或者能多少反映华人教会半个世纪以来宗教教育的发展。

  不过在分享我的经验前,我喜欢简单地提到两件往事。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两个准备:一是知识上的,一是灵性上的。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因此,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后来,在一位充满爱心的宣教师的资助下,我终于能念完初中。不久那位宣教师回国去了,我在初中毕后后便无法入读高中,只好念师范,因为入读师范学院是不用付钱的。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高兴,因为师范不是我的选择。然而感谢神,那三年的师范训练不但叫我对教育有了初步的了解,也使我对教育,包括宗教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第一个准备。

  师范毕业后,抗战胜利了,我找到了个薪水相当优厚的工作;而且,那位曾经帮助我的宣教师也回来了。由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宗教教育家,中华信义会就选用他,负责推动全国的青年工作。一天,他告诉我,很想我当他的助手,但是他所能支付的薪水,只有我当时所得的六分之一。我不假思索的立刻答应了。我答应,不是为了想服侍神,或服务教会,而完全是为了报答他对我的帮助和爱护。但是想不到,就在当他助手的那两年中,我不但真正认识了耶稣,而且也在经过几番挣扎之后,乐意接受了神的呼召,决心念神学。1948年秋,我考进了湖北汉口(武汉附近)的信义神学院(即现在的信义宗神学院)。从此以后,我对圣工,特别是宗教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常常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宗教教育工作者,像那位宣教师一样。这是神给我的另一个准备。

  1948年底,信义神学院迁进香港道风山。第二年,当我刚过完成第一年的学业后,就开始投身宗教教育工作。五十一年来,虽然我对宗教教育的看法不断改变,个人在宗教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断改变,但是,我没有一天离开宗教教育。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我在宗教教育中究竟作了什么呢?经验了什么呢?在宗教教育方面,我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最好我的经历分成三个时期。虽然我所说的纯粹是个人的经验和感受,但正如我刚才说过,我相信这三个时期能多少反映基督教宗教教育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香港的发展。

一、基督教宗教教育是领人归主的工具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香港只有六十万人,但是到了约1950年,已剧增到约二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因国共内战争影响而逃亡来香港的难民。难民由于缺衣缺食,饿死、冻死和自杀而死的新闻,近几无日无之。一天,在报上读到有六万五千名难民儿童在街头流落,不但无家可归、无书可读,也无衣可食,急需社会人士施以援手。我非常难过,立刻跪下来。向主问道:“主啊,我能作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我在儿童中为他作见证。那时候,我是信义神学院学生会的灵修干事;除了负责协调同学的灵修生活外,也负责策划向外布道。在几位热心同学的合作下,我们在1949年6月19日在道风山开办了一所主日学校;翌年10月15日也成立了一个少年团契。在1949至51年的两年中,我们竟在七个不同地方开办了九班主日学或儿童班,有学生约一千三百人。1950年年初,学生会更组织了五个布道队,轮流跑到沙田马鞍山、香港摩星领及东华医院等难民集中的地方传福音。调景领难民营开放后,我们更经常到那里布道。不论走到哪里,我的工作对象主要也是儿童;我的工作目标主要是引领儿童归主。

  我特别不能忘记在1950年6月在大埔墟独力负责的一所主日学校。虽然,在最初的三十多个学生中,没有一个来自信主的家庭,但是到了1954年,我第一次要到美国深造时,不但所有小朋友都接受了主,就连他们的父母也都参加了教会。我所属的香港信义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其他不少教会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950年暑期,信义神学院的同学在计志文牧师主办的工艺神学院进修,学习裁剪衣服、做酱油、编藤蓝等简易的工艺技术,以期能在解放了的中国大陆自食其力,继续传福音。该校校址在九龙昌华街——一个人烟极其稠密的地方。每天吃饭的时候,门前都挤着一群讨饭的小孩,等候并且互相争夺我们桌上留下的碎渣儿。8月1日那天下午,我独自祷告的时候,像是看见了一个异象。我看见成群饥饿的小孩向我伸手,向我讨饭;我也听见神呼召我,叫我献身担当儿童工作。经过好些挣扎之后,我流着泪,还是接受了。为了表示我参与儿童工作的决心,我将当时所有的积蓄——港币四十二元,全数奉献出来,放在一个盒子里,作为儿童工作基金。我向神许愿说:从今以后,我愿意在主的帮助下,不但按时从经常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放在这奉献盒内,也随时把一切额外的收入,包括讲道、讲演、写作的收入全数放进去,叫我有足够经费作圣工,特别是儿童工作。四年之后,我到美国念书,离开之前,我将四年来的收入和支出做了一个总结。令我惊奇的是,虽然我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前后竟有几千块从那个小盒子中出去了。更令我惊奇的是,盒子里还有一些小钱。多少钱呢?不多不少,就是四十二元。这一个小小的经验不但叫我学习了一个宝贵的、终生受用不尽的奉献功课,而且,更坚定了我从事儿童工作的信心。

  从那时起,教导 主日学不但只是我的兴趣,而且又是神的托负,因此,我觉得我必须认真地教导每一课。当时,香港还没有中文的主日学教材,一切都要自己准备。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这样的时间表:礼拜一和礼拜二专心祷告,求神指示我下主日应当教什么;礼拜三和礼拜四编写课文大纲;礼拜五和礼拜六试教。在校附近一座坟场里,有一块大石头,那就是我试教的讲台。每周两晚,我站在石头上向那些安息了的人试讲。有同学打趣说:“你是不是想把那些死人吵醒或讲活呢?”我回答说道:“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将这些死人讲活,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好好准备,我准会将很多活人讲死。”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好好准备,很多小朋友可能永远不原再来上主日学、听福音。

  可惜的是,当是,信义神学院也象其他神学院一样,没有特别的宗教教育课程,就是有,也无法满足我和同学们内心的渴慕。唯一能叫我们感到几分满足的,就是万国儿童布道团有时候在尖沙嘴所办的主日学教师训练班。我们几个年轻同学希望学习,但是却又没有钱坐车,于是,常常不辞劳苦地从道风山步行到尖沙嘴,后来步行回道风山。虽然辛苦,心灵却异常兴奋,因为我们正在学习领人归主的方法。

  不错,对当日的我来说,宗教教育就是主日学,主日学就是儿童布道。但是,那不只是我的看法,也是当日香港一般教会的看法。这种看法与1920年代国内教会的看法几乎一模一样;造成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一间神学院设有真正的宗教教育课程。直到1954年春,我从朋友那处看到美国某宗教教育学院的概览,才大开眼界,发现宗教教育不只是主日学,更不只是儿童布道,而是全体信徒培育的方法。

二、基督教宗教教育是信徒培育的方法

  从1930年代起,宗教教育作为信徒培育方法的观点,已经开始介绍给中国教会;上文所提1931年全国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的成立,就是这种看法的具体表现。但是,因为政局有太急剧的改变,宗教教育这种比较宽广和健全的看法,一直没有机会在中国教会扎根。1954年,我在信义宗联合出版部(即现今的道声出版社)的保送下,赴美深造,希望能在学成之后,以文字来推广宗教教育。在美前后四年,最初两年是在一间信义会大学(Augsburg College)进修,一方来面先搞好英文,另一方面获取一个学位,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准备。后来的两年,我在纽约神学院(New York Theological Seminary);原名纽约圣经神学院New York Biblical Seminary专修宗教教育。在当时的美国,这是一间以宗教教育和归纳法查经闻名的学校。我在那短短两年学习中所领受的,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原因之一是我想是我有清晰的学习目标和强烈的学习动机。

  为了了解美国教会宗教教育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美国各大宗派宗教教育教材出版的情况,我在念书之余曾以学生身份,不断访问不同教会和基督教出版机构。在那四年中,我到过美国十多个州的几百间教会和主日学。除了讲道,演讲约四百次之外,也收集了不少有关培育信徒的第一手资料。1950年代也是美国宗教教育教材出版最蓬勃的时期,各大宗派均开始纷纷推出规模庞大的宗教教育课程教材发展计划。从好些课程专家及教材出版者口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实际的,宝贵的有关主日学教材出版的功课。

  1958年秋,我带着满腔热城和满脑子计划回到香港,希望能在宗教教育上“大展拳脚”。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教会能在最短时间内充分接受并使用宗教教育作为培育信徒的方法。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教会的需要,因为经过近十年的开荒布道之后,香港教会已普遍进入培育信徒的时期。但是,当时很多教会没有这种领会。例如,虽然香港信义会创办了不少学校,每一堂会也设有主日学、青年团契以及其他教学机构,但是在教会组织系统中,却没有专门负责宗教教育和学校事工的部门。所有教育性的工作都放在传道部以下,反映该会根本不知道宗教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令我高兴的是,该会取听取了我的建议,很快便同意修改章程,设立宗教教育部和普通教育部两个部门。我也无可避免地被选为宗教教育部的第一届负责人。

  当时教会给我两上工作,一是在信义神学院讲授宗教教育,二是在信义宗联合出版部设计并编写主日学教材。这都是我喜欢作的,因为我知道,发展宗教教育不但要从健全的组织着手,而且也要为未来的教牧提供适当的宗教教育训练,并为信徒提供适当的培育教材。最初一年,我在神学院开了四门课,即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论、了解学生、宗教教学法和基督教宗教教育行政。为了使所有学生能对宗教教育有一个简单而比较全面的认识,学校接受我的建议,把这四门课列为必修科。从第二年起,我就专心设计并编写主日学教材。在好几位得力同工的合作下,我们在1961年出版了《佳音主日学教材》。这是采用团体分级制的儿童主日学教材,分为:初童(4-5岁)、中童(6-8岁)及高童(9-11岁)三级。课程的组织环绕四个主题:基督、圣经、教会和信徒生活。教材出版以后,反应之佳,出乎我预料之外。不但是信义会喜欢采用,很多其他教会也同样喜欢采用;不但港、台教会采用,很多星马及其他东南 亚华人教会,也争相采用。叫我想不到的是,有人为了方便中文能力较低的东南亚华人教会,竟自告奋勇地把该教材翻译成为英文,以油印方式出版。更想不到的是,1965年香港教育司竟将该教材列为小学圣经科的教材之一。

  “佳音”教材之所以受欢迎。该教材不但在文字、艺术和印刷上,远比当时其他任何主日学教材好,就是在材料的选择、教法的运用上,也比其他才教材更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宗派教会的需要。但是,《佳音主日学教材》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教材是华人教会第一套纯本色的主日学教材。虽然早在1930年代,全国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就会有意出版 本色教材,但是因华人中人才有限,所有课程的设计和大部分教材的编修,也无法不依靠宣教师。但是,《佳音主日学教材》的设计、写作、编修、绘图、印制、出版等都由本国人负责,没有外国人参与。如果把《佳音主日学教材》与当时西方教会的教材比较,人们会发现在目标、内容和方法上,也有显著不同。例如,西方教材的基本目的是培育;“佳音”的目的则除了培育之外,也在布道。原因是,根据个人所作的研究,在1950年代,约三分之二的主日学小朋友没有听过福音;在1960年代初期,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主日学学生来自非信徒家庭。

  总的来说,从1960年代起,香港教会不再看宗教教育为纯粹的布道工具,而也是培育信徒的方法。但主日学仍是最主要的教学机构,特别是儿童主日学。青年的主日学要到1970年代才渐行普及,正如成人主日学要到1980年代才受到普遍注意一样。这种改变和进步显然与神学教育 有关。早在1960年代,浸会神学院已开设宗教教育系;1972年信义宗神学院也开设了。到1970年代中期,多数神学院的宗教教育课程均已加强。随着受过良好宗教教育的牧者的增加,香港教会的宗教教育渐渐跟上了西方教会的脚步。

三、宗教教育是神学教育的基础

  在我分享第三点之前,我必须郑重声明,我之所谓“宗教教育是神学教育的基础”,不是想推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而只是分享个人在特殊处境中所学得的功课。1965年夏天,香港信义会鉴于宗教教育的重要,让我以信义神学院储备教授身份,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我首先在协和神学院及哥伦比亚师范学院(Union Seminary and 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攻读教育博士学位(Ed.D).专修教法与课程。一年后,为了神学院的需要,转去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育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Ph.D),专修宗教教育课程。1970年春学成返港。在那四年多的研习时间,我曾到过约一百间的教会讲道,并且,观摩教会的宗教教育工作;我也曾访问不少神学院,研究它们的课程,特别是宗教教育课程。

  记得在返港之前,有关差会的负责人问我:“Andrew,如果你能选择,你在返港之后喜欢作些什么?”我说:“第一,讲道、第二,教书、第二,写作。”我又郑重的加了一句“绝不搞行政。”但是想不到,返港一年以后,我就当选为信义神学院的院长。对于教会这一个决定,我感到极其彷徨,不但是因为我对行政不感兴趣,也因当时的信义神学院正处于历史的最低潮。学院不但缺少教授,也缺少学生;不但毫无本地教会的支持,就连历来支持学院的差会,也表现得意兴阑珊。一天,,有差会的代表坦白告诉我,差会已经决定停止支持学院,但是如果我原意出任院长,差会却会考虑继续支持一段时期。在那种情况下,我无法不以“殉道士”的心态毅然出任信义神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任的华人院长。

  我沉思着:除了教学以外,我能作什么呢?除了尽力把宗教教育教好,使它能与圣经、教义、历史等分庭抗礼,成为神学课程中另一个分科以外,我还能作什么呢?我不是神学教育家;我的工作经验、教学范围和专业训练,也都是宗教教育。我能够以一个宗教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来办好神学教育吗?虽然,我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是,在那种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我知道我必须勇敢地尝试。我告诉自己,不妨把一些我曾多年坚守的宗教教育原则,运用在神学教育上,例如,本色化的原则,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全人发展的原则、以身作则的原则……等等。我首先强调本色化,因为神学院不但是由西方差会创办,也是一直由差会支持和领导的。差会对于中文神学教育的贡献,特别是对信义宗教会人才培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时代改变了,香港的神学院教育不应当只是西方神学教育的翻版。我告诉教会,我们不但要有神学教育,也必须有本色的神学教育。
这种本色的神学教育不仅反映在神学教育的目标、课程、方法等方面,也应反映在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的资源。这种说法在教会中引起了不少讨论和猜疑,特别是经费方面。至1971年,我出任院长时止,信义神学院百分之百的经费是来自差会的;本地教会没有任何参与。但是,我坚持本色化的神学教育,必须包括本色的经费。令我感谢神的 是,在教会的支持和同工的合作下,本院在短短四年间,即能将差会的津贴从预算的100%减到66%。1977年本院从信义神学院扩大为今日的信义宗神学院之后,在经费上已逐步摆脱对差会的依赖。
提到以学生为本,当时也引起很多人的关心,特别是在同工中。我的考虑是,什么是对学生有益的,就应当作什么。因此,我废除了行之多年的只有教授才能讲早祷的传统,改为师生轮流讲,使学生也能获得讲道和领会的机会;我也邀请学生代表出席或列席学校的所有会议,包括教授部的会议,叫学生能更深刻地溶入学校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鼓励学生早起并参加每早的早操,帮助他们过较有规律的生活;我甚至要求他们上课时起立,向教授致敬,学习中国文化传统中尊师重道的精神。今日看来,很多作法都显得老套过时了,但从不少校友的见证中,他们仍高度评价那种以学生为本的神学教育。

  为了强调学生的全人教育和学校的全面发展,我在初任院长时即提出“平衡神学教育”的理想。所谓平衡的神学教育,简单的说,包括了服务教会也服务社会;追求灵性也追求知识;学习作事也学习做人;强调本色性也强调国际性;爱护自己的教会也爱护普世的教会。虽然这只是一套不够深入、有欠完整的神学教育哲学,但是对信义宗神学院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却提供了决定性的贡献。

  当然,我没有忘记基本上我是一个教师,应当发挥中国文化中“身教”的传统,尽量在凡事上作学生的榜样。在灵修活动上,我勉励自己无论怎样忙,也要参加每早与大家一起的早祷;在功课上,我督促自己认真备课,绝不马虎敷衍;在师生关系上,我提醒自己不但要为全体学生祷告,也要尽量为每一个学生祷告;在研究工作上,我鼓励自己每年最少写四篇学术性的论文,并且每隔几年写一本书(最后一点可能是最失败的)。在二十二年半的院长生涯里,只有在1985年休假的时候写了一本比较像样的书,名为《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论》;这本小小的教本多少反映了我对基督教宗教教育的看法。

  五十年过去了,我做了些什么呢?我当过主日学老师,编过主日学教材,教过宗教教育、写过宗教教育的教本,以宗教教育原理原则领导过神学院。回想起来,虽然没有一样作得完美,但是,我所作的却多少反映了香港基督教宗教教育的发展。在1950年代,宗教教育不过是领人归主的工具;60年代起,宗教教育成了信徒培育的方法;70年代起,宗教教育成了神学课程中一个主要的分科。现在呢,我相信也希望,我不是唯一认同宗教教育可以作为神学教育基础的人了。

  最后,我希望提及一件小事,可说明我如可无法把宗教教育与神学教育,截然二分。1993年,我在美国休假。一天,我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萧院长,听说你来了美国,特向你问候。你一定不记得我是谁了,因为我们已经几十年没见面了”我要他报上名来,他说了。我立刻说,1950年,你作过我主日学学生,他显然感到很兴奋。几天后,他请我吃饭。一进门,我就对他说:“你的生日是……”。从他的表情,知道他不但感到希奇,甚至有些震惊,特别是他那位跟我初次见面的夫人。他们从没想到,一个主日学老师会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得学生的生日。(其实,我并不记得所有主日学学生的生日。即使我尝试过。)

  我觉得,一个来上主日学的小朋友,不只是我的学生,也是神委托我喂养的小羊,我不能上完课就把他们忘掉了。到了现在,我还记得不少比较特别的学生——最少他们生日的日子。从神学院退休已经七年了,为毕业学生代祷成为了我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毕业生多了,年纪也大了,我已不可能再经常为他们每一个代祷。我选择了一个“偷懒”的方法,只在学生“逢五生日”那天才为他祷告。所谓逢五生日即指30、35、40、45……岁生日说的。就这样,每隔五年,我最少能有一次机会,与我过去的学生在祷告中重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费时、费力、费精神地为学生祷告,我笑着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主日学老师。”



上网时间: 2003-01-20 
来 源: 神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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