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刘易斯著／白陈毓华摘译
前言：以扫以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红豆汤」居首位，次好的取代了上好的。生命中，在「首要」及「次要」的天平上，怎么拿捏？
以前的人很少会把文学和艺术本身当成生活目的来看待，为着祭典或宫庭游戏，会有伟大乐曲的谱成；为着殿堂和富豪人家的装扮，会有壮观壁画的图制；为着歌功颂德，会有美妙诗词的写作。它们属于「生活装饰品」，提供一份天真的「娱乐玩物」，或者可以「润饰礼仪」和「激发美德」，甚而光宗耀祖。
直到十九世纪，人们才开始正视艺术的光辉、赋予相当的尊重。不过，这般尊重似乎把美学生命给放错了位置，使得没多少作品称得上高级，也越来越少人愿意来欣赏。并且，使得创作及欣赏「一般性」作品的人，感到万分羞惭。这就是把原本很真、很好的附属品，放在过高的价值位置上，反而失去了它原来的好处。
当我对这件事越加探讨，就越看见一项定律：不刻意的对话，会对话得更好。一个人若把一只宠物当成生命的中心，到头来不但失去了他作人的尊严和用处，也同时失去了收养宠物的原本乐趣。同样，一个人若把喝酒当成一等要事，不但会丢了工作，而且会丧失品尝酒香的喜悦和快感。对一个女人的爱慕可以使世界充满意义，固然是件极美的事，但它令人陶醉的程度，绝不能使你无法分心在其它职责，或另外一些让你欢心的事上。不然的话，你把全心专注在她身上，而无顾于其它事务的结果将会如何呢？
当然，这个定律以前人就发现过，只是后人还是会不断发现它的真实性。那就是：每一回舍本逐末、弃大取小、以偏盖全的举止，终究连付出代价所换取的末小片面的美好事物，都会连带丧失。诚然，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以扫果真以长子的名分，换取了一碗红豆汤的好处，那么他算是幸运的特例。人无法借着把次要的事放在首位而取得它；人只能借着把首要的事放在首位，而取得那次要的事。如此一来，「甚么事才是首要的事？」这个问题就不仅是哲学问题，而是每个人该关切的事了。
在此很难不加以询问到底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的人类文明把甚么事放在首位？答案其实很明显，我们把自己的文明放在首要地位。保卫文明成为最大的目的，而文明的瓦解是最耸人听闻的事。和平、卫生、交通、科技、娱乐、高水平的生活──这些我们通常所称谓的文明，成了我们的主要目的。也许有人会说，当文明遭受危急时，关心保卫文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只是，也许文明所以落入危急状态，正因为我们的文明恐怕没有安全的一天，直到我们晓得关怀比文明更重要的事。
这个假设，其实蛮有事实根据。就拿追求和平（可说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元素）来说，我想很多人会同意，追求和平所驾驭的外交政策，正是导致战争的路线之一。而当文明被人类活动的目标排除在外时，文明果真遭到危急吗？我无意在此鼓吹复古，我们的祖先跟我们一般，同样是残暴、荒诞、贪婪、愚蠢。但是当他们关切文明之外的事──在不同的时代关心好些其它的事，像是神的旨意、个人的荣誉、教义的纯正、公平正义等等──此时，难道文明就因此而严重地消失当中吗？
这点至少值得好好想一想。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文明真的只有当它被放在次等地位时，否则就无法安全保存，那么甚么又是第一首要的事呢？在此我只能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且惟一实际的事，就是：踏开步伐开始去寻找。
（译自Compelling Reason, "First and Second Things",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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