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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 陈小卡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力强盛,中华文明生气勃勃的时候,基督教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甚微。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封闭没落,西方各国国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打开中国国门时,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直至19世纪西方国力雄踞全球时,基督教文明裹挟她创造的先进的精巧器具、科技成就、思想文化昂然进入中华大地,并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活动,一方面曾被殖民主义利用,一方面客观上起到促使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独特作用。这里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这种独特的作用。
  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基督教传教士有规模地东来,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时的封建统治者虽以闭关自守为基本国策,为防其子民与外邦接触交往,但宫廷及权贵对来自番邦外域的珍玩器具是并不拒之门外的。当时能来中国的除了商人就是基督教教士。一般商人不能直接与中国官民接触,在清朝中后期,他们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的买办接洽经商。教士则以打进中国传教为己任,力争与社会各个阶层接触,他们携带的器具更易被中国社会中各阶层的人所见识。教士们也乐于以手中的精巧器具和珍奇异玩打通关系。
  利马窦传教士最先向我国进贡“西洋罗盘”。中国人见到的第一架望远镜是1626年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带进中国。明朝万历八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将自鸣钟带到广州,送给两广总督陈瑞。明中叶,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就已经通过天主教堂的建造传至我国,《澳门记略》载有明代在澳门建造的圣保禄堂“屋侧启门,制狭长”的特点。西洋活字印刷在明朝万历年间,被天主教会传至澳门,当时只能印西文。
  19世纪赖格兰德首先刻成汉字模后,美国长老会于1835年订购一套,用于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则最先在广州等地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向中国人介绍蒸汽机车。明、清两朝来华的教士,像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带来了天文历法、火器制造等科技知识,以及相关的数学、物理学知识。明中叶后,西风徐来,延至近代更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卷起一阵狂飙。
  这些代表西方先进科技成就和生产水平的精巧器具用品,通过传教士之手展现在中国各阶层人们的眼前。国人接触到先进的西方科技文明和物质文明,不少人正是从见识这些精巧奇异的物质成果起步,逐步接受与认同西方文明。
  推广西方科学成就与思想文化西方来华传教士主要采用行医治病的方式,来联系从普通百姓到士大夫的中国各阶层,接触封建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在唐代,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时,景教徒除传教外,也进行医疗活动。耶稣会教士利马窦于1583年在广东期间,就曾借行医治病之便传教。当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虽然对西方思想文化与精神宗教的舶来品防范极严,但对西方的医术却相对比较宽松。这就给西医及西医教育留有了在中国生存的空间。近代以来,这种利用行医传教的方式更加风行。美国传教士伯驾(Park)于1835年在广州建立起中国境内的第一间西医院,名为博济医院。1866年,这家医院以师傅带徒的形式在医院内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这类教会开办的西医院和西医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科学、文化、教育实体。它们成了当时中国人在国内接触到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地方。极少数国人正是通过这种场所,了解当时落后的中国文明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了解当时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了开创新时代的先进分子。中国第一位学西医的留学生黄宽,曾在博济医院工作。
  孙中山在1886—1887年就以孙逸仙之名在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学医,在那里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自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以医术为入世之媒”。[1]伯驾开办诊所很成功,开诊第一年接诊2000多人,还有6000—7000千人来参观。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当我们租下了一幢房子作为医院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第一天一个病人都没有,第二天一个患青光眼的女人来看病,第三天来了五六个病人……”,“当我们开始尝试每天都接待病人的时候,我发现一些人手里提着灯笼,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出来了,以确保能尽早赶到医院;挂号比较紧张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就来了,在这儿呆上一夜,这样或许就能够保证早晨挂上号了……关门打烊时还不时有从大老远赶来的人……”[2] 林则徐到广州后也托人向伯驾询问索要治疗自己疝气病的方法,由于伯驾是用疝带治疝气的,林则徐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仅让一位身量与自己相近的随从,到伯驾的诊所试用疝带然后带回。[3]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与基督教传教士利用行医传教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他学医业成后,先于1892年在澳门开办“中西医局”,后又于1893年在广州开设“东西医局”,通过行医赠诊认识社会各阶层人士,争取群众,联络同志。
  中国最早的西式学校都是教会教士开办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dert Morrison )于1818年在南洋的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学校1843年迁至香港。该校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学院给欧美学生教授中文,给中国学生教授英文,还教授天文、地理、历史、数学、科学、基督教神学等科目。这是第一所招收华人的西式学校。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妻子在澳门开办一所女子学校,同期在中国未有同类学校。[4] 马礼逊学校是教会于1836年在澳门开办的一所西式学校,该校于1842年迁至香港,中国同期未有这类学校。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于1835年在澳门入读马礼逊学校的预备“西塾”。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牧师离任返国时,带容闳、黄胜、黄宽到欧美留学,他们就是中国第一批到西方的留学生。黄胜留学期间因水土不服返国;容闳学成于美国耶鲁大学;黄宽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成医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学医的同学,并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他最初入读的是广州德国教会办的礼贤学校。孙中山最先就读的西式学校,是在檀香山的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精英和先进分子,很多出自教会办的学校。
  鸦片战争后,教会办的学校大量出现。1866年,基督教会在广州、福州、厦门、上海等地开办了63所小学程度的学校;1918—1920年,基督教会在华开办中学程度的学校数百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内涌现一批教会办的高等学校。这些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输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重组了中国思想文化格局。
  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虽然没受过正规教会学校教育,但他是在广州受到第一位华人教士梁发的传教影响后,选择借用基督教义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
  基督教教会通过在华兴办各种卫生、福利和文化机构传播基督教,招揽信徒。最早在中国建立的科学文化实体和组织,大都与基督教教会有关或直接就是其开办的。这些实体和组织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最重要渠道。从这些实体组织教育培养出来的许多中国人从传统文化的学子士人转变为具有现代意识和掌握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这一质的飞跃。一个全新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群体横空出世,从此以后,中国每一次历史进步或转折都会看到这一群体或其各派代表人物引领在前的景象。
  传教士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的宗教、科学文化书刊到中国。1815年,传教士马礼逊等人创办了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发行对象的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印制,一部分在南洋华侨中散发,一部分带往广州散发。由教会办报的风气引领,鸦片战争后,各类近代报刊方才纷纷在中国各地亮相,成为社会新风景。
  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现代基督教教士怀着宗教热诚,但是他们的传教活动被西方殖民主义所利用。在中国建立第一家西医院的伯驾就被当时的传教士俾德尔(Beadle)称道:“泰西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横示,而伯驾医师的外科小刀即大开其门。”。[5] 伯驾后来还成为美国的外交家。但是,传教士带来了较中国封建文明先进的西方文明,这就是基督教文明。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无法拒绝或全部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成就。
  容闳加入了基督教。洪秀全是在接受了基督教后,才开始从事太平天国运动。那些追随洪秀全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人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读书时,就想受洗入教,引起他哥哥的强烈反对,迫使他停止学业,并促其返回祖国。[6] 1883年,孙中山和同学陆皓东在香港拔萃书室一起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C.R.Hager )行洗礼,从此加入基督教。孙眉对孙中山加入基督教十分不满,于1884年召孙中山到檀香山,以切断孙中山经济来源胁迫其切断与基督教的联系,“既抵檀岛,其兄胁迫阻之,又不予一钱,……而其竟不改初志也”,[7] 孙中山还一度想当传教士。早期著名的革命党人陈少白、郑士良、谢缵良、曹亚伯、刘静庵都加入过基督教。
  有的虽未加入,但对基督教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如杨衢云常去教堂做礼拜,黄兴在1903年逗留上海期间多次去圣彼得堂守道。[8]那么多站在时代潮头的风流俊彦信奉基督教或对其表示浓厚兴趣,这里头的原因除上面已阐述过的外,还要从基督教本身去找。中国封建社会到了19世纪中下叶时已彻底衰败没落,曾经生机勃勃的传统思想文化暮气沉沉,需要重新清理整合才能再现生机。但是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里头找不到改变当时中国现状的理论武器,找不到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方式方法。就在这时,中国的先进人物从基督教思想文化中找到了新的思想依据。
  基督教的原罪观确认人都是有罪的,这就把中国封建社会中人有贵贱之分的观念打得粉碎;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提供了在社会之中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依据;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为建立西式民主制度打下了基础。这些理论养分,在未经清理整合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找不到,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思潮中也没有像基督教这样能够包罗解释人类社会、自然万物、意识形态的其它思想体系可供选择。
  不少中国先进人物从基督教接受了人生而平等的洗礼,受到博爱教育,因而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法治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契约关系这类现代观念意识。应该说,基督教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进程。
  [1] 《私立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学院一览》,许崇清编。
  [2]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by Bowers , JOHNZ.BOWERS,M.D.,Published by Tiosak Macy, Tr. Foundation. In1972.
  [3] 《珠水遗珠》,广州市文史研究馆,1998年。
  [4] 《中国教会学校史》,高时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5] 《中外医学教育史》,朱潮主编,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年。
  [6] 《复翟理斯函》,佚名编:《总理遗墨》,影印本。
  [7] 见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教之经过》所附《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
  [8]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沈渭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 版。
  (作者单位:中山医科大学)



上网时间: 2002-12-30 
来 源: 粤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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