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午到深夜，我一直沉浸于马勒《第九交响曲》的音乐旋律中。宽广，晦暗，丝绸般柔和闪光的音乐海水一样包围我，淹没我，席卷着我在天空飞行，直到人的认识无法返回的边际之外。第二天，我似乎仍然身在长风万里的音乐中无法醒来，就像在火车上度过几天后，睡在家里仍感到一切在随着车轮与铁轨发出的节奏摇晃。我做不了别的事。我听了海顿的《第104（伦敦）交响曲》，又听了莫扎特的《第41（朱庇特）交响曲》，我惊异地发现：那么熟悉的音乐异常清晰地从我的头脑里经过，却像水从网眼中漏下，什么也没留住。某种变化已在我的心里发生。
马勒的音乐使我想起在我这些年幽微的记忆中不时闪烁的一个词：旷野呼告。或者说在马勒的音乐中我看见了这个词，重温了这个词所链接的一系列形象，或者对于我来说，马勒的音乐就是旷野呼告。我最早看到这个词是在一本舍斯托夫著作的封面上。从此这个词，这本书《旷野呼告》和由这本书而来的一系列人的形象就一直伴随我。虽然我很少再看这本书，但我心里总是记着这本书在我身边。《旷野呼告》的副标题是“克尔凯戈尔与存在哲学”。 克尔凯戈尔又指向《旧约》中的约伯，是约伯在旷野里向上天呼告，质问上帝。因此，这个词是从约伯，到克尔凯戈尔，到舍斯托夫，再通过译者方珊而被我看到。与之相关的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加缪。现在，我在听到它时又看见了它，或者说在看到它时也听到了它：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听，而是物理意义上的听。以前我相信有这样的呼声，在心灵中听到了它，现在它就在我身边，我的耳朵听到了它。
马勒的音乐宽广，辽远，充满丰厚的动感，有时候甚至令人感到那是大面积的海水在天空中晃动。我常感到在它无限辽远的空间里，竟至包容着全部无限的时间在其中流淌，使其边缘因时空的过于浩渺而变得晦暗。这饱含着人的呼喊的时间和空间，充满深情。马勒的音乐绵绵无尽，似乎是天地之间鼓荡的不息的风。它翻涌着，持续不断，无穷无尽。这种绵延不绝来自持续维持着饱满的渴望，这渴望来自生命本能，无法遏制。只要生命存在，这种渴望就不会停歇。像海中的波浪，一浪推一浪，从大海指向天空，向高处运动，回到大海，又升向空中，永远充沛。因为它就来自大海本身，它从自身中获取力量，它是自己力量的源泉。马勒的音乐饱含着柔弱的力量。这是一种哀伤的力量，它是与米开朗基罗，贝多芬所表现的男性英雄的理性力量不同的另一种力量。在贝多芬那里，力量在巨大的断裂，起伏，强烈的戏剧性对比，瞬间的雷鸣电闪的爆发，胜利凯旋的欢庆中表现出来。而这种柔弱哀伤的力量暗淡平缓，通过对自我的坚持，不妥协，以其在时间中的持久存续，坚持其存在，以其柔弱但饱满的深情而显露出的力量。当这种柔弱和哀伤冲破所有边际，拒绝劝抚，或者任何安慰都无法安慰，超越极点，尽情哀伤，到达我们甚至不敢目睹的令人晕眩的深处时，它就具有了摧石裂地的力量，摧裂我们所有的情感承受限度。这是在毁灭面前表现出顽强的存在勇气的草木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在近乎无限软弱的卡夫卡身上似曾相识。马勒的音乐有着中国古代凄伤，哀婉，不绝如缕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旋律线，因为有饱满的和声的支持而更显丰富，更有力量。哀伤，柔弱，冲破界限，直指上天，拒绝妥协，这就是马勒的旷野呼告。
人意识到自己是寄寓客体世界的主体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这最初的认识是以分裂开始的：主体的人和客体的世界之间分裂了。但肉体的人必须屈从客体世界的规则：死亡，虚无。他无法从客体法则中超脱——这就是人的命运。于是，第二次分裂出现了：人的意愿和人的命运的分裂。如加缪所说：“在人性的呼唤和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产生了荒谬。这种分裂给人带来了几乎是无力承担的痛苦，只有依靠一位至高者——上帝——才能弥合这一分裂。但是这一弥合又将彻底取消人的存在，所谓成为“无我，忘我，物我和一”，达到“四大皆空”，消融在上帝之中。尼采可以被认为是以个人主体为核心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的顶点。在尼采那里，即使个体存在到了绝望之境时，他仍然拒绝“上帝”，拒绝任何来自外在体系的救助，坚持自我存在，从自身中获取力量支撑，直至毁灭也不放弃。这种非理性的激情状态的浪漫自我，到二十世纪进一步成了理性的存在主义的自我。加缪明确宣称：世界是荒谬的，没有未来，没有上帝，没有意义。信仰不仅是不可行，而且是不可能，也不必要。人可以在荒谬中存在，也只能在荒谬中存在。马勒置身在尼采和加缪之间：浪漫主义使个体独立出来，远离集体神话，历史和上帝。这种分离使马勒无法回复到他的上帝。他不再感觉到与他的上帝能够交流，可以从上帝获得意义，从而解决一切问题。他和巴赫不一样，和贝多芬不一样，贝多芬仍有他的上帝。甚至和柏辽兹那些最早的浪漫主义者不一样，他们把艺术当作上帝来信仰。马勒在无法信仰之中，但是他又强烈地需要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无法停止对终极信仰的寻求。于是他呼喊，在旷野里，对着又聋又哑的上帝呼喊，用尽全部心力和情感。在马勒之前，没有人呼喊得如此绝望，痛苦，热烈，持久，因为那些呼喊者感觉到自己的呼喊已被听取了。在马勒之后，再没人如此呼喊，因为那些想呼喊的人已放弃呼喊。
在又聋又哑的上帝面前呼喊的音乐家只有他自己。马勒的音乐是关于个体存在的音乐。他音乐中的宽广，辽远，对应着有限偶然的个体存在身后巨大的时空背景；他音乐中绵延不尽，柔弱的力量，对应着脆弱与无助的个体在无法抗拒的死亡，虚无和命运面前，明知无望却一直坚持的存在勇气。詹姆斯•列文说马勒终其一生都在写着同一部作品。这同一部作品指的就是贯穿马勒所有作品中的对个体存在始终如一的追问。马勒的一生都在追问着生命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对生命，死亡，宿命，虚无，历史，救赎的追问就是马勒的一生。他的音乐是他的全部生活，是他对生活的全部理解。是他全部的存在体验，包括怀疑，理解，绝望，冥想，彷徨，祈祷，反抗，倾诉。因此，他的音乐越出了音乐的界限，不只是他对音乐的理解。或者说他把音乐理解为对整个存在的认识，而不只限于其艺术门类。这点将他与其他作曲家区分开来。指挥家克劳斯•台恩斯特德说：“面对马勒，也许甚于面对任何作曲家，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没有任何作曲家像马勒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和音乐如此紧密的结成一体。——马勒的音乐就是他的生活——你生活中的任何改变，你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反映到你对他作品的演奏上”。他还说：“在必要时，我们总是能指挥我们不是太热爱的作曲家的作品。但有一个作曲家，这样做是不行的，他就是马勒。一个人只有信马勒，全身心的忠爱马勒，才能理解马勒”。一种只有依靠信和忠才能得到理解的音乐显然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围。一位朋友告诉海汀克说，他去音乐会听马勒的《复活》交响曲，他坐在那里，一直从头哭到尾。海汀克叫道：“我的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是音乐吗？我们是去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吗？我当然是马勒的热心崇拜者，但有时我担心人们过分沉溺于这种音乐是由于误解。”什么是音乐，什么是误解？人们确实从音乐中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激情。它就埋在自己心底，自己无力表达，甚至不敢注视，害怕它会将自己引向疯狂和毁灭。当人们发现这种不能言说的痛苦被表达出来时，还有什么样的堤坝不能被这悲喜交集的泪水摧毁？寻求安慰的人从上帝，神父，转向精神分析医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事实吗？
在表达个体存在时，马勒依靠的是个人极度的情感力量。因为这种个体存在面临的痛苦远远越出了理性的限度，深入令人惊愕的非理性。在面对这么强烈紧张激越的情感时，人们会觉得太夸张，不自然，无法接受，甚至觉得难堪。指挥家伯恩斯坦说：“人们总是说我指挥的马勒太夸张。这真是愚蠢之极。因为对马勒来说，你只会夸张得还不够。要演奏马勒的交响曲，你必须把你的全部心思，身体，灵魂和一切都交给它才行”。马勒的音乐是一位深入到人类不敢涉足的险境、在旷野里作为上帝的质问者和命运的反抗者与上帝和命运对峙的人，返回人间后对人们讲述的亲身体验。这位勇敢者为了说出我们难以想象的雷电轰鸣和亘古沉寂，他动用一切：身体的，本能的，直觉的，记忆的，认识的各种因素，使我们感受到那压倒一切，冲破界限，平衡，理性的极端体验。所有的夸张相对于他要表达的都已不成其为夸张。他的作品的长度也一样，是被他巨大的内容撑开的：两分钟之后，他的乐思才刚刚展开，我们听到那些宽广的音符伸展开来，慢慢落下。也是因为永不放弃的自我存在的本能。就像在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最后的离去持续那么长，是如此恋恋不舍，如此渴望抓住最后一刻。他并没有和上帝和解，如有些人说的他的一生在这里获得了大团圆。这是与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和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完全不同的结局。没有欢乐颂，只有一个为自我存在奋斗了一生的个人离开人世时的恋恋不舍。
就在临死前，霍恩斯坦说：“离开人世的最悲哀的事情之一是再也听不到﹙马勒的﹚《大地之歌》了。”我想活着的人们可以对自己说：活在人世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是可以反复聆听马勒的音乐。
(雷武铃 诗人 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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