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批判《神州》？自从我开始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就不断有弟兄姐妹问我，我也不停地问着自己：我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批判是否要藉攻击名人来达到自己出名的目的？我是否对远志明、唐崇荣牧师[１]人激进的社会历史批判也太过于激进甚至吹毛求疵了呢？
　　实际上，《神州》和其他海外基督徒对中国历史、政治、传统文化反思批判在大陆的深受欢迎，正反映了中国教会的成长，其神学思想的建立已不满足单纯的神学教义的探讨、研究，基督徒试图用基督教信仰去评价、认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教会神学思想的建立（基督性思想的汉语叙述），有助于中国人理解基督教信仰，并且将有助于从百余年前开始的中国人精神的重建，这应该是中国基督徒“文化使命”长期的努力方向。
　　但这些海外基督徒通俗易懂的、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历史所进行的批判中，往往又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激情有余。对中国的历史、政治、传统文化特别是政治中国似乎有一种固执的偏见，欲彻底否定打倒而后快，丝毫没有考虑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连续性，和基督徒应该对社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毫无疑问，在很短时间内风靡大陆、并获得巨大认同的《神州》就是这样的集大成者。
　　一年多来，《神州》在大陆的流行普及程度令人吃惊，一些国内基督徒对《神州》观点推崇倍至，认为其中那种激进的“否定一切”的观点，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所必须具有的观点。这使我和其他一些弟兄姐妹不得不重新省视《神州》，并就其影响进行更深的反思。
　　几经踌躇，之所以还是将这样的批判写了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真实的思考。比思考的结论正确以否更重要的，应该是基督徒对基督真理不断的默想、思考。
　　中国基督徒需要有更深的思考，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并不只是一些让人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规条、律法，而是生命。“我们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许并不是因为我们心肠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脑子不够清楚；并不是因为现在生活的这几代人中善良的人少，而是因为糊涂的人太多。而糊涂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不够，而是正如康德所言，是懒惰和怯懦使我们不去思考。”[２]
　　笔者首先要界定“批判”之概念，本文中所使用的“批判”一词是“分析、剖析”的意思。批判《神州》，批判其他基督徒的社会历史批判的“批判精神” [３],并不仅仅只是批驳某人的观点，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别人的更正确，不是的！而是希望在对《神州》很短时间内风靡大陆的“《神州》现象”的分析中对中国基督徒的精神现状进行反思，为什么这样“否定一切”的“批判精神”会在中国基督徒乃至中国人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认同呢？希望从中能够看见中国基督徒乃至国人精神深处一些以前被我们所忽略了的东西。
　　笔者希望自己这样的“分析”、“思考”、“反思”将更偏重于强调中国教会是在历史中的教会，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强调历史中的罪的连续性，强调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和今天中国教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我知道我这样的思考会有许多谬误，但只要能做到抛砖引玉，只要能够激发大家更深层次的思考。那么笔者的目的也就已经达到了。
　　
　　　　　　　　　　　　　　一
　　中国基督徒今天在生活中向他人见证自己的身份时，经常会遭遇惊讶的目光，跟着便是这样的提问：“（你）信基督有什么好处？”
　　面对这样提问，许多基督徒认为这是向对方传福音的最好时机，于是列举许多《圣经》上应许给基督徒的好处，并现身说法，告诉提问者自己从主所得着的一切，如：永生，得平安，罪得赦免，喜乐，病得医治，等等……
　　这些都是真的，是《圣经》中神所应许给信他的人的，但作为基督徒，我们似乎并没有留意，这个不经意间的提问实际上是个错误的问题，而错误的问题肯定将导致错误的答案，误导回答者和提问者。
　　如果基督徒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感觉”不到自己切实地拥有这些从神而来的好处时（这种“感觉”又很真实地常常发生），我们又怎么样来坚守自己的信仰呢？因为这一切都是《圣经》上白纸黑字写着的神的应许！
　　如果神只是一个获取好处的工具、方法、途径的话，那么我们不是在敬拜神，而只是在利用神！当那位回头的浪子在懊悔因自己对自己父亲的无礼导致父子关系破裂之时，如果还在盘算着回到家里之后能从父亲那里所能得到的好处，这样会真正地改善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吗？
　　实际上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的，而是看见我们远离神、不认识神的不好，不信仰神之痛苦。看见我们在罪里面与神关系断裂的生活是何等的可怕。一个慕道友对她的带领者说：“请你再跟我讲讲耶稣基督的事，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感谢上帝，“因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那些勇敢的人们宁愿丧失自己的性命，都不愿中断和上帝的关系，《圣经》中说：“他们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也正是支撑所有殉道者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的原因。
　　当然，不希望得到好处并不意味着得不到好处，《圣经》中神的确应许了许多的好处给了信靠他的人。像耶稣所举比喻中的那个浪子，他觉得他必须回到父亲那里，任凭父亲发落自己，就算父亲把自己当作雇工也值得，但是必须重建和父亲爱的关系。可出乎他所料的是，父亲却给了他戒指戴上，并为他宰了肥羊，这些好处都是浪子他不曾想到的，也不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所以他的哥哥也十分地不满。
　　又如《路得记》当中的路得，她苦苦地央求她的婆婆拿俄米，想跟随她的婆婆回到犹大地，并不是从中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她坚定不渝地跟随她的婆婆，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但不求任何好处的她还是得到了许多人事先所无法设想的好处。《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从他丰富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1：16）
　　这是神的恩典，神对人的怜悯，但这样的恩赐、好处并不能代替神。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好处、恩典固然很好，但比好处、祝福更重要的是，那位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作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因他的死与神和好，因为我们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耶稣基督里才成为了可能。
　　象在“浪子回头”那个比喻当中，戒指、肥羊、漂亮的衣服这一切的礼物，对于欲吃猪食却不得的浪子肯定有吸引力，但浪子此时此刻认识到比这一切更宝贵的，是父亲对他的爱和饶恕，他需要重建和父亲爱的关系。礼物很好，但在这里，浪子深深明白，这只不过是父亲对他永远不变的爱和饶恕、接纳的具体表现。
　　“（你）信基督有什么好处？”这样的提问者实际上他们更想明白的是，耶稣基督对于我们信仰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大陆的弟兄姐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般都顺着提问者的思路，急欲与人分享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但他们没有想到，如果我们对耶稣的信仰只是为了要得到什么，那么就存在一个付出的成本和得到收益之间的价值比较问题。比如要得到平安、喜乐，我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啊！干嘛非得要信耶稣不可呢？追求善良，别的方法、宗教不也行吗，象古话所说的，殊途同归啊？
　　我们之所以敬拜（信仰）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是神，他配得人这样的敬拜，他是天下人间神所赐下来的唯一拯救，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人，享有起初神造人时所赐给人的尊贵与荣耀；而决不是因为这样的信仰能够带来什么现世的好处（甚至不是精神上的寄托），所以为了敬拜他，我们宁愿放弃、舍弃我们肉身之中的权利、好处。
　　著名的神学家拉纳说：“他们（指无神论者）说，没有上帝，因为他们把真正的上帝同他们眼中的上帝置换了。就他们的本意而言，他们是对的，他们所认识的上帝的确不存在。据说这位上帝给尘世生活保险，救人摆脱生活挫折，使生活平稳妥当，关照孩子不哭，或让这大地上没有灾祸、没有忧愁，让人不再失恋等等。”[４]
　　在《圣经》中，面对马大对马利亚的抱怨，耶稣称赞安静在他的面前，与他的道同在的马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他向马大（也是向我们）指出人生中我们会有太多的烦忧，但只有一样是必须的，就是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人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人才能真正地成为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的，有真理的荣耀和圣洁。”
　　在基督里，我们不是要得着什么好处的。而是看见了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耶稣，与神隔绝、被罪所捆绑那种黑暗光景的不好，而愿意付上一切最昂贵的代价来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跟随他会面临很多利益的冲突、取舍，而使徒保罗说：“只是我先前认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3：7、8）
　　耶稣基督在他以五饼二鱼的神迹使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吃饱之后，却告诉那些人说，你们来到我这里，只不过是要求一些利益，“吃饼得饱”，他拒绝了这样的人拥立他为王的想法。他告诉他们说，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人一些物质上的好处，而是要使那些跟随他的人们在他里面得着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于是求好处的人作鸟兽散。
　　四福音书中，耶稣屡屡讲到将来最后审判时，那些神不以为无罪的人将被赶到外面，必定在黑暗中哀苦切齿了。这黑暗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又会哀苦切齿呢？就是他们将永远、彻底地与神的面隔绝，主耶稣将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将是何等可怕的诅咒啊！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男女主人公一问一答，以俄国人的方式叙述了中国人同样的问题。当索尼亚回答拉斯柯尼科夫的提问“你每天祷告吗？”说“没有上帝我怎么成呢”后，拉斯柯尼科夫进一步地问道，“那么上帝答谢你，给你做了什么呢？”[５]
　　索尼亚作为一个必须靠卖身养活自己全家的妓女，是的，上帝并没有给她什么好处，作为生活，给她的只是痛苦、眼泪、绝望。她拼命地想通过自己卖身来避免自己妹妹们不再步自己的后尘，但事实正像残忍的虚无主义者拉斯柯尼科夫所说的那样，她妹妹们步她的后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其实拉斯柯尼科夫只是说出了她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她所生存的整个环境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个对她信仰的挑衅、嘲弄的问题，“那么上帝答谢你，给你做了什么呢？”
　　但在这样痛苦可以压碎、并且已经压碎了一切美好希望的环境之中，弱小的索尼亚还在虔诚地相信耶稣，尽管她所从事的是任何时代作为任何一个正经人士都不耻的一种职业，她没有任何地位，也不值得任何人的尊重。而且她每天仍然不得不继续着犯罪的生活，但是她还在相信基督已经为她这个罪人死了，已经为她复活，并且在《圣经》中告诉她他还要为她再来；虽然她所生活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但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重生的她还在等待主的再来，等待主的爱和主的怜悯。
　　面对拉斯柯尼科夫挑衅式的问题，一向温柔弱小的索尼娅发火了，一向卑微、毫无任何地位的索尼娅却要拼尽全力维护那位曾经为她死、又为她复活、并且在《圣经》里许诺要为她再来的主，“‘别说了！别问了！您不配！……’她突然叫喊起来，严厉地、愤怒地望着他。”
　　为什么拉斯柯尼科夫挑衅的提问会让索尼娅大光其火呢？实际上，每天的生活对于索尼娅和她所信仰的主都是嘲弄，每一天都并没有神迹出现！但是她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却一直都在生活中等候，在信仰中坚守。实际上正如她对拉斯柯尼科夫所说的，她也曾经绝望过，想过自杀，但是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依然相信神的独生子基督耶稣。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对她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想她不会生气，因为他们并不明白主耶稣啊！可拉斯柯尼科夫不同，在他们全家需要帮助时，他那么善良地倾其所有解囊相助，索尼娅不能设想，这么尊贵、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一个大学生、老爷，怎么居然会不相信耶稣呢？怎么也会像那些不信神的人一样地取笑天地之间唯一的创造主呢？拉斯柯尼科夫的挑衅的提问和他的善良让索尼娅感到困惑，难道人在耶稣基督以外还能有良善存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耶稣基督之外人没有良善，所以她对她心目当中完美的拉斯柯利科夫发火了。
　　而远志明君在《神州》中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演绎了这样的提问，面对拉斯柯尼科夫这样的提问，他一点都不会像索尼娅一样地发火。他急欲告诉拉斯柯尼科夫、急欲告诉国人的是另外一个耶稣。他说，我们（包括拉斯柯尼科夫）对耶稣的认识是大错特错了，对耶稣的信仰非但不是迷信，还是一个可以使信奉者大得好处，不仅仅是自己得好处，而且只要我们信奉了就可以国家强大、使人民富足、使子孙后代大蒙其福的耶稣。灵验得很啊！
　　远志明君认为中国之所以近两百年来会落后，会被东西方列强所欺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信仰耶稣基督。远志明君在《神州》之中深深地为中国叹息道，如果不是康熙年间罗马教庭和清朝的“礼仪之争”，最后导致大清国全境“禁教”；那么中国早已经是一个富足的、强盛的、让世界各国都不敢也不能小视的中国了。远志明君进一步指出，就是中国几千年刀光剑影的历史中仅有的几百年盛世，也就是那几位英明的先王实行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而《老子》之所以会这么有效，就是因为其中的“道”与耶稣之“道”惊人的吻合，用远志明君引用林语堂的话概括，就是“老子与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6]。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老子的“道”与《圣经》的“道”之间不可弥合的差距[７]。这种就因为它能带来国富民强，太平盛世，所以我们应该信仰的逻辑推理，已经将耶稣基督的真理等同于一种民族解放、复兴的良方、必由之路。
　　而远志明君“如果你们中国人心中没有充满爱，还是充满了恨，我便永远都不会让你强大”[８]的看见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圣经》中的教训。历史上近现代的日本、古代中国的强盛都没有信仰或道德上的先决条件。将今天西方的强盛（或者是古代中国的盛世）与耶稣基督的信仰硬扯上关系，是不明智的。由此而得出中国人应该信仰耶稣的结论不但不令人信服，而且其中对基督教会的成长蕴藏着巨大的危险。
　　我可以相信远志明君真挚感人的爱国之情，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信仰，我也无法接受他这样的爱国之路。
　　远志明君在《神州》中，终于有机会可以将他在华府总统府早餐祷告会上的著名言论“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作者将中西方历史作了一个比较，没有信仰的中国人五千年的历史都是渗满了鲜血、写满了罪恶的历史。为什么？没有信仰耶稣基督啊！而西方呢，由于有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完全不同了。文明、民主、自由，对人权的尊重，等等。
　　远志明君这样错误的神学观导致了对东西方历史错误的认识和理解，远君太想告诉中国人信仰基督可以得到的好处了，不惜对历史作了过滤、误解。作者将中国历史之中一切的罪归咎于中国人不认识上帝，作者希望国人信仰基督，得着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的心愿固然很好。但作者忽略了认识了上帝的西方人历史上同样的罪恶。
　　实际上，正如远志明君所言，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和平盛世的时间很短，不过几百年，其他时间几乎都是渗透着鲜血的乱世，但认信基督的西方呢？并不像他所说的就是基督的爱在人间实现的理想社会了，其间也有奴隶制，也有宗教战争。中国固然有“文字狱”，有车裂五马分尸这样的酷刑，有“焚书坑儒”这样不争的丑恶事实；但西方历史上也有“宗教裁判所”，也有贩卖奴隶，在殖民地残酷掠夺的丑恶，同样这也是勿须争辩的事实。
　　翻开世界历史，无论是中国史还是西方史，无论是政治史还是文化史、甚至于教会历史，都只证明了一个字：罪！“因为，说穿了，历史往往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而己。”[９]都只证明了人无法用自己的方法除去罪，也只证明了人无法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得救，也证明即使是认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也会有滔天罪恶。面对人生命中不能根除、拒绝的罪，我们只能呼求那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主。并不是说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但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而且可以政治民主自由，经济国富民强。不是的，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上只说，信耶稣的人将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得着“以马内利”永远的生命。
　　远志明君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搞民主，除非我们的灵魂有一场革新。”１０在《神州》中，作者也特别地指出台湾的民主制度，虽然比大陆先进，但是争斗打闹，活象一场闹剧，并不是真正理想的民主。在远志明君的眼里，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一种实现民主自由的工具，中国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有资格玩民主自由的游戏，否则无论是海峡这边还是海峡那边，民主自由都只是一个好听、时髦的名词而己。
　　尽管作者也曾经强调“也要认识到仅仅是富强、仅仅是民主不足以使中国长治久安。”[１１]这并不等于作者认为比起耶稣里面的新生命来民主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作者又提出了一个比“民主”更重要的目标：长治久安，当然，这同样也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完成。所以，基于此，远君语重心长地对国人说：“如果离开了上帝，中国人并不会有真正的强大。”
　　不可否认，近两千年来，基督教信仰对西方人的精神、灵魂的塑造形成成长无疑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也进一步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领域。因为看见基督教思想对今天西方政治、经济、精神等领域的影响，就把认信耶稣基督当作急欲富强，平等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振兴中华”，“使中国人真正强大”的一个手段，我不知这是耶稣的幸运，还是耶稣的不幸？
　　远志明说：“现代中国人已不难理解经济繁荣与自由市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可又有多少中国人注意到社会稳定与民主制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又有几个中国人看到了繁荣、自由、稳定、民主这一切良性社会现象，与深藏于人们心底的上帝之间，那不可分割的关系呢？”[１２]
　　“妈妈，种族就是命运，我改变不了我血管里的血”记得一个国内诗人这样写道，这里面写出了近两百年国人无法摆脱这个古老民族“落后挨打”命运的那种自卑而无奈欲哭无泪的心理。为了摆脱这样噩梦般的命运，我们必须信仰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灵魂更深处变成真正的美国人，才能从根本上走出那噩梦般的命运，才能真正享受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繁荣富强。在远志明君那里，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只是实现这样的目的最深、最关键的一环。“如果一个俄罗斯农民学会了过美国工人的生活，他一定也会（应该）象（美国）工人那样思想，有工人的感情和工人的欲望。”１３
　　信仰基督，并不是为了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真正的人，与神和好的人，无罪的人──至少，这并不是主要目的。但如果我们信仰基督只是为了使中国人能够更好、更完全地变成美国人，可以因此享受在这个世上的繁荣富强、自由平等！那么，这样的信仰太可怕了！也太可悲了！我拒绝这样的信仰。
　　远志明君的困惑实际上并没有走出近两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民族危机、苦难的思维模式，既然我们看见现存的这个世界的秩序是罪恶的，并没有公平、公义，我们就有权利、义务改造这个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建立一个公平、公义，消灭了罪恶、苦难的新世界。只要改造了这个罪恶、堕落、苦难的环境，就能真正地改造人。只不过在远志明君这里，改造世界的工具、方法由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基督教，远志明君还是想充当一回传统文化中那种“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领袖或先知的角色。
　　《圣经》中当使徒们为马利亚用哪哒香膏膏主的奢侈行为感到震惊时，耶稣基督说，“你们常与穷人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指出，他来并不是要改变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罪恶世界外在的环境，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耶稣基督并没有许诺我们他来到这世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苦难、罪恶的世界上消灭穷人，消灭苦难，在这个世界之上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实行真正公平、公义的统治。“我的国不在这世上”。
　　他告诉我们，他来之后，我们在这大地上仍将常有穷人存在，仍将会有苦难，仍旧会有不公平。他来是要使我们因着信他可以到父那里去，得着真正的与神和好的生命。他向我们指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比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他之间的关系，那种贫穷、苦难都不能够阻隔我们在他里面与神和好的“上好的福分”，这才是我们所应该更关注的。
　　“教会和基督徒对于除去犯罪的环境之关心，不应该超过对除去人犯罪欲望的关心。……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把基督徒从世界带出来，而是把世界从基督徒心中赶出去，这是重点所在，‘使他们成圣’，不论四周的世界如何，世界若不在他们里面，外面的世界就不足以影响他们。这是福音的荣耀。它使人在世界中得自由。”[１４]面对这个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耶稣基督再三强调，我们靠着在他里面与他生命的联合，胜过这个世界，而不是靠着他改造这个世界。
　　因此，耶稣基督拒绝了魔鬼的试探，拒绝了以“石头变为饼” 的神迹来吸引人，使人获得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的神迹来吸引人对他的拥戴之试探。保罗说：“我们若靠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15：19）
　　所以，我们同意远志明君关于中国的强大并不能真正改变国人作为个人自己的生命问题，但我们并不认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只是一种中国人保证国家“真正”强大、长治久安的手段，反对那种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才能真正地来到的观点[１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中国人即使在信仰耶稣基督后，无论是国富民强，还是仍旧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民族命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仍将会有苦难，但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了。
　　“理解欧洲思想，最终是要重新理解汉语思想。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可能避免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军事体力强的民族盘剥、同化体力弱的民族，……然而，就算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体力克服了帝国资本主义民族，绝对的精神──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不会随之解决。比起绝对的精神问题本身的遭遇，民族精神的遭遇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绝对精神在中西方的普遍崩溃，人道凌迟，世失其序，才是值得关注的精神的‘事情本身’。”[１６]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离开近两百年来那一个我们一直魂牵梦萦的“强大的中国”之梦了，特别是在这“强大的中国”之梦已经接近现实的今天，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更深刻的问题，比国家富强，民族昌盛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个体生命所必须单独面对的罪与死的问题，的确国家的强大、富裕会给我们一些好处，比如说，现在中国比以前强盛了，国人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事实；但人的命运还是没有改变，“人活着不单只靠食物，而且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每个人都是孤独地面对死亡的。
　　为了解决罪与死的问题，我们需要拯救，我们来信仰耶稣，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之上了，我们作为有罪的人，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无法到父那里去。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即使真是这样的美妙未来梦幻成真，我们中国人也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认罪，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新生命。然后，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基督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当中活出基督的爱，播撒基督的爱。
　　《神州》中的基督是一位在这个世界赐跟随者人民永远享受物质富足，赐国家永远强大的主──只要我们信仰虔诚！按这样的理论，那么面对今天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发达，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美国式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现实，我们只能理解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足、信仰不好了！
　　这只不过是魔鬼“石头变饼”诱惑的另一现代版本罢了！而且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不仅仅是远志明君个人的思想，而是许多海内外教会人士的“共识”，认为基督教信仰能够从积极的方面迅速地改变、影响中国的政治、道德，乃至经济各个层面。可以预见，这样将教会的发展和政治相结合的作法对中国教会的建立是得不偿失的。
　　在《圣经》中，基督是一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舍命流血的主。“Without a Cross—Without a Chirst(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耶稣基督)”。并且，耶稣基督也一再强调我们──跟随他之人的命运，是“如羊羔进入狼群”，“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而使徒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独生子，有《圣经》为他做见证，而且他也拒绝一切从人而来的见证。任何求助于西方现在的强盛来证明神福音的必要之举动都是多余的，任何期望弥合“中华传统思想”的精髓与《圣经》之间差距的努力、做法无疑都是于中国人认识基督、信仰基督无益的，任何想帮助上帝的想法都是画蛇添足、揠苗助长。我们千万不要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变成一种诱惑！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变成一种现世生命某些好处的许诺。
　　所以，我们拒绝远志明将对基督的信仰功利化，手段化。如果要我在远志明君所说带给西方民主自由、国富民强的基督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弱女子索妮亚的基督之间来选择的话，我绝对只会选择、也只能够选择弱女子索妮亚的基督，因为这样的基督使一个弱女子有力量能够面对那样“真实，真实，残酷的真实”的生存环境，基督并没有改变索妮亚的环境，却给了她一颗在这样恶的环境里面等待基督的心，并且活出基督的爱的心──不求人以基督的爱、公平对待自己，自己却在基督里活出基督的爱、公平，这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生活。
　　甚至于索妮亚还在犯罪，她还在做妓女，但是我们看见，只要我们相信神，神也必定有办法使我们最终脱离罪恶。不但如此，神的爱还使她成为了爱的播种者，她没有抱怨，没有苦毒，用她柔弱的身躯承担起一家人的责任。虽然她自己的处境从来就没有好转过，但她还是对他人有爱、有怜悯，“只要你有需要，她宁可光脚走路，也会把钱给你。”在得知拉斯柯尼科夫杀人后，当拉斯柯尼科夫需要人安慰时，是她，默默地用基督的爱来抚慰他那颗狂躁不安的心。她不仅鼓励他走上漫长的赎罪之路，而且自己也陪同他一起同行。
　　远志明《神州》里面关于基督真理的见证使我联想起某种药品满大街贴满的广告：“有效才是硬道理！”的确，这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证明所谓 “真理”的方法，但耶稣并不是因为他对人有用、有效才是真理的，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人只有通过他才能与上帝和好，人只有在他里面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才能真正地认识神。
　　保罗严肃地说道，“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1：8）
　　所以，我拒绝这样的救主，我拒绝这样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而且我也拒绝现今中国教会“像美国一样”的教会发展方向。毫无疑问，美国教会的发展历史、美国基督徒在耶稣里的那些生命的经历固然能给我们许多的帮助，但我相信主耶稣所说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相信刘小枫博士所言“绝对精神在中西方的普遍崩溃，人道凌迟，世失其序，才是值得关注的精神的‘事情本身’。”我们不要看人，要归回《圣经》，面向整个教会史，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异象，重新选择中国教会发展的方向。
　　面对远志明君的真理及其为真理所做的见证，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的，仿佛是为他笔下柔弱的索尼娅所作的辩护：
　　“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１７]
　　二
　　“从‘罪感’到‘爱感’”，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博士这样概括基督教精神[１８]。所谓“罪感”，就是人在圣灵的光照下看见自己生命中与上帝关系的缺欠、断裂，依靠人自己无法弥补与神之间关系的绝望。这并不仅仅只是某一件具体的行为，而是人生命之中那种与上帝关系先天性的断裂。人在这样的处境之中看见自己的无助，需要神的救赎。而从“罪感”到“爱感”超越之实现其中必然的联系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救赎。如果不理解“罪”，就自然没有对“救赎”的迫切渴望，也就无法明白并活出真正“爱感”的生命来，因为《圣经》上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就是爱”。
　　基督教对于中国人最难理解的就是“罪”，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基督教信仰思想，罪是内在的，是个体人与神的关系的断裂，是无法靠人的努力缝合修补的，作为人也许你犯罪后逃脱了“惩罚”，甚至你不仅只是逃脱了罪的“惩罚”，而且因着你的罪恶得以“踏着无辜者的鲜血”享尽人间富贵荣华，甚至名垂青史，但你仍然永远无法逃脱的是“罪”！“罪”本身已经意味着最可怕的处罚：与神关系之间的隔绝、断裂。而人离开神是无法生存的！
　　“现在全世界没有，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不幸了！”在《罪与罚》中，索尼娅得知拉斯柯尼科夫所犯杀人的实情后发狂似地呼叫──这样的呼叫并不是因为他所面临的外在法律的惩罚，事实上他几乎已经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这样的呼叫是因为他杀人的行为指证他是一个“渎神的人”。我们可以看见，索尼娅作为一个妓女，所面临的境遇──没有丝毫地位，没有任何尊严，任人欺凌、任人践踏的生命处境的确可怕，但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那就是人的罪所造成的人与神关系的断绝。耶稣基督所要带给人的正是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合好的新生命。
　　比起“罪”所带来的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隔绝、断裂来说，一切外在的刑罚都是次要的，而且作为受害者的痛苦也并不会因着犯罪（施害）者所受的刑罚而有丝毫减轻，这一切（被害者及施害者的所有痛苦）都必须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废除死刑的倡议，首先出现于沙皇俄国那些基督教思想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等等，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
　　在中国人关于罪的概念中，罪只是等于具体的某几项行为上的触犯国法（强制性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偏向外在政治性、社会性的行为，如古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的“罪”，“罪”对于中国人之所以可怕，并不是“罪”的本身，而是由于因“罪”而来的外在的后果──刑罚。相反，如果没有对“罪”的刑罚，“罪”后果的诱惑对于每一个人却都是有着巨大吸引力的，至于历史！如果成功，那么历史就将重新改写，所以“窃钩者诛之，窃国者诸候”、“胜者王候败者贼”永远都是中国几千年“革命”的主旋律。
　　所以中国人无法理解人为什么需要拯救，无法理解“无辜”的好人为什么会遭遇患难，因此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近两百年来中国人为什么自己“无辜”地屡屡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更令国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一向对自己作威作福、犯有滔天罪行的东西方列强却仍然发达亨通，鸿运当头。
　　谈到中国人关于“罪”的观念，我想起了成语“罄竹难书”，我查了《辞源》，该词源于《吕氏春秋》，本言事端繁多，书不胜书，后引申指某个人的罪行多到一个地步，砍尽山上的竹子为笔，都无法书写完这个人的罪。汉以后征讨书檄，常用与“罄竹难书”类同词语，惟文字与词小异，如《新唐书·李密传》中，起义军讨伐隋炀帝的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形容隋炀帝荒淫奢华无度的罪。但这样的罪人只是人之间恶的特例，只要隋炀帝之类的暴君被剿灭，那么天下又可以是相安无事的太平盛世了。
　　“罄竹难书”这个词和汉语中其他描写罪的词汇一样，是他指的，其中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向。有幸被冠于这个（这些）词的人，就是“神人共愤”、“死有余辜”的了，应该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能翻身的。也只有这样，天下就才能太平。而讲出这个词的人，自然而然就都是“根正苗红”、“义愤填膺”、“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替天行道”真理的代言人了。但这样的真理在历史时间中最后又总是走向了真理的反面，被新的“根正苗红”、“义愤填膺”、“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替天行道”真理的代言人用同样的言语所指责、讨伐。
　　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罪”的概念同等于“罪行”（虽然也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是偏于政治性的、外在的，是某个具体化的行为，罪行之间的区别就只能以它的后果的严重性而论，自然大家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在社会上位高权重的当权者们，因为相比之下，当权者的罪行对社会的危害后果更大。所以在中国人的概念中，百姓草民的罪由于影响小、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于那些执掌大权者而言要小许多，一般说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而在强者对弱者的侵略、欺凌、剥夺之中，国人都将同情给予了弱者一方，因为弱者的罪恶与弱者的遭遇相比之下，弱者的遭遇更引人同情，而且弱者由于各方面力量上的限制，并不能对强者有更多外在的恶的表现（甚至传统文化当中还鼓励弱者对强者的复仇），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一贯谴责“为富不仁者”，而对于弱者，因着其遭遇，我们很轻易地就忽略了弱者的罪，得出弱者清白无辜、弱者的道德水平比强者更高这样的结论来。特别是这样的观念在近两百年中，因着中国人的悲惨遭遇更得到了强化。
　　但“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教训就是：弱者并不是无罪的，人在物质领域的缺乏并不等同于人在精神领域的丰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见，作为穷人，我们并不比我们所批评指责的富人、地主、资产阶级更良善，更有义，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我想，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会之所以迅猛发展的基础。
　　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罪行，而没有“罪感”，就没有对那种神子拯救神圣之爱的渴望。所以虽然中国文化当中也讲爱，但这样的爱始终都没有超越人世间可能有的最高之爱的标准──血缘之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在儒家和墨家之间彼此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得更清楚，“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墨家则反击儒家是“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可谓一语中的；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曾有从佛教而来的慈悲情怀，但始终缺乏耶稣基督那种神圣的爱，“兄弟们，你们不要害怕人们的罪孽，要爱那即使有罪的人，因为这接近于神的爱，是地上最崇高的爱。”[１９]
　　也正因为缺乏这种耶稣基督神圣者救赎的爱之光照，所以远志明君所称许之墨家“爱无差等”的“兼爱”在历史中永远无法正视儒家对它的批评，根本无法与强大的人伦血缘之爱相对抗，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中墨子这个光辉的背影渐行渐远，最终被国人所淡忘，而也正因为没有这种神圣的爱之光照，而这场论战在历史时间中的实际胜利者──儒家，在历史时间之中也永远走不出墨家对它的批评，“亲亲则别，爱私则险”[２０]。
　　因此国人对饶恕的概念是比较陌生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罪”只是某个违反了道德法律等外在社会规范的具体行为，对于犯罪之人的惩罚是强制性的，被证明有罪的人就是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不共戴天的共同敌人，是无法饶恕也不应该得到饶恕的。罪人自己也只能是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对于这样的罪人，其他人与他的关系只能在罪人的朋友（同谋）或者罪人的敌人之间选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义灭亲”的褒扬更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几千年来国人（即使是已经信仰了耶稣的中国基督徒）都有一种对罪深深的恐惧──几千年来对“大义灭亲”的褒扬更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身边的罪恶，国人更关注的是自己与这些罪行的干系，自己是否是清白无辜的。真的清白无辜那么更好，如果自己不是清白无辜的，也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也要证明自己是多么地痛恨这样的罪恶啊！
　　而只要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清白无辜，只要证明了我们与这样“人神共愤”的罪行毫无干系，那么我们就可以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以受害者身份“以直报怨”，向那样“人神共愤”罪行的行为人复仇，而这样的复仇的实际行动又使我们确实与罪恶、与有“罪”之人划清了界线。
　　但这样的清白无辜究竟如何呢？正如远志明君在《神州》里所感叹的，说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不是别人，竟然是那个连弑二君、罪大恶极的里克[２１]，中国人的清白无辜由此可见一斑。
　　在《神州》中，远志明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恶”的循环的看见真的很深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罪”具体化等同于“罪行”，是社会性的、外在的，犯罪的人就是整个社会的敌人，罪不可赦，“罪人”、“敌人”并不是人，因此中国人缺乏一种对敌人人性的怜悯和尊重。对敌人的饶恕、宽大就等于对人民的犯罪，所以对人民（亲人）的爱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共同敌人的恨才能真正完整地表现出来。近三千年来，国人也并没有从里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故事里面看到人性的可悲──恶人也是人！恶人也渴望得到人的善待、饶恕。
　　这一切在流传颇广的“鞭尸三百”、“卧薪尝胆”、“请君入瓮”的故事当中，在民间俗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种对快意复仇的渴望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中华民族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也无法避免这一切，当我们看到雷锋集对同志、对人民的热情和对敌人的残酷于一身；鲁迅先生集“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和谐统一于一身时，我们可以看到罪恶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的捆绑是何等的巨大啊！
　　中国人也讲忍让，但那是策略上的“忍辱负重”，在那家喻户晓的“将相和”的故事之中，蔺相如几次躲避开廉颇的挑衅，但是这一切的出发点还是政治利益至上，可以用另一句话“小不忍而乱大谋”来概括，并不是蔺相如他愿意窝囊，愿意在廉颇面前示弱，而是在政治上他比廉颇看得更远，蔺相如所做的这一切，仅仅只是策略上的，而不是本于一种神圣的爱而来的生命的谦卑、对人的饶恕。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如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等。
　　但是，在其中，我们这些“也见过他（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荣光”的基督徒也并没有活出耶稣基督那种神圣的爱。在《神州》当中，当远志明君怒斥所犯政治错误时，在唐崇荣牧师屡次讲道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彻底批判中，我们觉得深刻、享受，为什么我们大陆的基督徒会对这样的批判很欣赏呢？因为在对这样酣畅淋漓批判的认同中，我们很自然地已经与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和应该为这一切负责的罪人们划清了界线。我们真的作为受骗上当者认同了远志明君、唐崇荣牧师“我们被我们的领袖欺骗了”[２２]的结论，我们也在这样的声讨声中，作为无辜的“受骗上当者”和这样的罪恶制造者们划清了界线。
　　我又毫不困难地就联想到“罄竹难书”、“根正苗红”、“义愤填膺”、“义正辞严”、“理直气壮”这样的一大堆词，在他们（我们）批判 “罪行”激情澎湃的声讨当中，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批斗牛鬼蛇神的场面，也不难想像李密当时怒斥隋炀帝的字正腔圆，莫非这又是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中国特色“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革命”的循环？那太可怕了！
　　我又毫不困难地就联想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联想到了弑二君罪大恶极的里克，里克说这话时是多么地希望人的怜悯啊！就算历史上再大的罪，我们基督徒能否有一点点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宽容、爱和怜悯？
　　同样面对国家领袖的重大失误，“1940年，张伯伦逝世时，丘吉尔在悼词中称他为‘英国的财富’和‘我们的光荣’，说‘上帝没有赋予人类在很大程度上预见或预言事态演变的能力，这对人类来说是幸事，不然，生活就难以忍受。’
　　天上是德国的飞机轰炸，下面在为这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人举行隆重葬礼，这件事本身就给人一种肃穆的历史感。”[２３]
　　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并不比我们的祖先更强；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并不比我们的邻舍更强。我们还是无法宽容，我们还是无法饶恕──不但是对政治人物，就是在基督教会内部，我们也无法做到彼此相爱，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教会那些对“三自”教会的抨击、围剿，我相信他们的抨击中许多证据是确凿的，所说的也的确是《圣经》的话语，“三自”教会的确有许多罪。可问题在于，《圣经》永远不应该成为攻击他人的武器！我们应该在圣灵的光照中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而不是论断他人的罪。要知道，对人的罪不饶恕也是罪！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相比之下，被我们所抨击、指责的政治领袖做得比我们基督徒要好得多！邓小平最卓越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想，就在于他既坦然地承认了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改革开放；然而又坦然地承认，自己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民族革命胜利及国家建设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他的家庭也曾经受过不小的冲击，但他并没有因为清算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像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划清界线，以示自己的清白无辜，以示自己是“替天行道”的真理代言人。而是勇敢地承认毛泽东的错误也是共产党的错误，勇敢地背负着这样的错误前行（正因为这样，所以远志明君等人指责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是皇帝，一丘之貉！只不过更开明一些罢了）。
　　而那位勇敢的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之后，面对自己悲惨的遭遇并没有仇恨、控诉、划清界线，他不认为自己在其中没有责任，“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成熟、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此，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事也怨不得哪一个，历史形成的。”[２４]
　　在历史中的基督教会、人永远都是有罪的，关键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对罪所持的态度。我们是想要消极地逃避，洗手表明自己无辜；还是积极、勇敢地承认这是罪，并肩负这样的罪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恳求神的赦免？我们忘记了彼得所说的：“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想，历史又跟我们这些基督徒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当然，这不仅仅是远志明君，是唐崇荣牧师，而是我们，你、我、他，每一个基督徒的罪），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熟读甚至可以背诵耶稣的“登山宝训”，但鲁迅先生当年的那种“痛打落水狗”、“我一个都不饶恕”的精神今天仍然深深地刻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无法拭去。我们还是无法饶恕，我们还是无法活出爱的生命。
　　我刚信主时，读到耶稣基督最后的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17：15、18）我一直无法明白，既然我们已经信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差遣我们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呢？
　　后来经过了信仰生活中多次的反复、徘徊，我明白了：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上，他不但没有拒绝被人所弃绝的罪人，还亲手触摸那些被人所弃绝的大麻疯病人，他与那些行为不端的税吏、妓女为友，他还告诉他们，他就是为他们这样的罪人来到人世间的。最后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孤独地死去，甚至他在天上的父也掩面不看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是与神和好的生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林后5：21）
　　“路德在谈到著名的众所周知的以赛亚先知第五十三章时，写道：‘一切先知都在精神中谛视，基督是最大的强盗、私通者、窃贼、罪犯、亵渎神灵者，世界上从未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上帝派自己的独生子去尘世，并把一切罪恶加之于他身上，说：你是彼得，一个离经叛道者，你是保罗，一个强暴者和渎神者，你是大卫，一个私通者，你是偷吃天堂（伊甸园）之苹果（智慧树之果）的罪犯，你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你犯了尘世所有的罪。’”２５
　　是的，这个世界充满罪恶，这是不争的事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他因着体会天父因爱而破碎的心而来到这个充满苦难、罪恶的世界，替我们成为了罪，承受因罪而来的神之愤怒、刑罚。使一切相信他的人，能够取了他作为无罪、完全的人的地位，在他里面与神和好。“称义是指一项神迹，耶稣取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取了耶稣的地位。”
　　在《彼得前书》中，彼得写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神要让我们留在这苦难的世界上，像主耶稣一样地成为祭司。所谓祭司，就是分别出来，将神的恩慈、爱和赦免带给在罪恶苦难之中的人，然后要担戴人的罪（成为罪）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献祭在神的面前的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荣耀的大祭司。我们不要惧怕罪，而是要担当罪，并把这一切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的罪了，并且带着神的爱和怜悯，在这个罪恶滔天、苦难充盈的世界上爱每一个罪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成为桥梁──耶稣基督和罪人之间的桥梁。这才是耶稣基督将我们留在这罪恶滔天、苦难充盈的世界上成为他的见证、成为祭司的真实意义，而并不是人人都有权利、都要、都应该在教会中担任圣职。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基督在世，并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为世人成为了罪。那么作为我们，也要成为这个世界一切的罪，因着对人的爱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了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罪的后果。而在耶稣基督里面无罪的我们，则要“成为”这苦难、罪恶世界之中的一切罪恶，来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世界上一切的罪恶才能真正得到最终的解决。
　　“神父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爱上帝的人民。我们并不因为自己来到了这里，关在这个院子里，因此就比俗世的人们神圣些，正相反，凡是来到这里的人，正因为他来到这里，就已经自己意识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们，比地上的一切人都坏些，……一个修士以后住在这个院子里越久，就应该越加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只有当他意识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坏，而且应该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面前为人类的一切罪恶──不管是全体的或是个人的罪恶负责，那时我们才算达到了隐修的目的。因为你们要知道，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但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了整个世界的罪恶，也是因为个人本来就应当为世上的一切人和每一个人负责。这种认识不只是修道的人，而且也是世上一切人生活道路的终极目标。因为修士并不是特殊的人，而不过是世上一切人都应该做的那种人。惟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才得到了感动，滋生了广博无垠，充塞天地，不知餍足的爱。那时候你们每个人就会有力量用爱获得全世界，用泪洗尽全世界的罪恶。……你们每人应该省察自己的心，不断自行忏悔。不要怕自己的罪恶，即使已经觉察了以后也不要怕，只要有悔悟心就行，只是不应该和上帝讲条件。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骄傲。在小人物面前不要骄傲，在大人物面前也不要骄傲。不要憎恨排斥你、侮辱你、责骂你、诽谤你的人。不要憎恨无神派、教唆坏事的人和唯物论者，──不但对他们中善良的人，甚至对其中的恶人也不要恨，因为即使在他们里面，也有许多的好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要在祈祷中这样提到他们：主，救一切无人替他们祈祷的人吧，甚至也救救那些不愿向你祈祷的人们。而且还应该马上补充说：主啊，我并不是因为高傲自大才这样祈祷的，因为我自己比一切人都还要低劣。……你们应该信仰，举起旗帜，高高地举着。……”[２６]
　　虽然我们今天不强调进入有形的修道院，但是同样强调要“住在基督里”，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神恩典的祭司。正如这段引文中所说的，这样为一切罪担当责任实在是每个基督徒所应该活出的生命。信仰耶稣，而又在这个罪恶苦难的世界中生活，是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我们就是这罪恶世界中的一分子，更加深刻地看见被罪所奴役的人生命的可悲，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人的宝贵，使我们明白我们对所有的人的罪都是负有祭司责任的，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世上的一切苦难、罪恶祁求、祷告。
　　因为，我们并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之所以还要在这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中生活，就是因为我们要成为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中介──这正是“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的真实涵义。
　　“不，路德必须离开修道院回到世界中去并不是因为世界本身是善良与圣洁的，而是因为修道院也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路德离开修道院回到世界中去，这是早期基督教时代以来世界遭受的最坏的打击。追随耶稣的唯一方法是在世界中生活。迄今为止，基督徒的生活一直就是少数优秀分子在特别有利的修道主义条件下的成就；现在，却成了每个生活在世界中的基督徒的义务了。在人的日常生活的职份中都必须完全服从耶稣的诫命。”[２７]
　　的确，作为基督徒应该时时保持对罪恶的敏感！但这样对罪恶的敏感并不是要显出我们比别人更强，能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罪。不是的！的确，基督徒应该批判这世界上的一切罪，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已预设了批判和拒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但这样的批判并不是要显出我们比其他人更清白、更圣洁。
　　这样在圣灵之中对罪恶的敏感使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世界中一切的罪都有份，我们应该为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罪哀哭，无论这罪是我们自己的，是民族的，是人类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无法洗手表明无辜。但是，我们不害怕罪恶，我们相信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地活出远离罪的生命。
　　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即使是中华民族当中近现代历史上最优秀的鲁迅先生、雷锋都无法摆脱这罪恶的锁链，我们自然也不会例外的，“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作了罪孽，行了恶。”（诗106：6）甚至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比我们的人民更无能、更无知，更有罪。因为我们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就信了，却并没有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真正地成为盐，成为光，成为祭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来。作为在中国信仰的基督徒，我们要肩起自己和民族的罪，艰难地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作为今天神恩典的祭司，我们要坦然地承认我们有罪，坦然承认在上述这些地方和其他许多地方非基督徒远比我们做得好。然后我们才可以对那些对基督教会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污点仍然耿耿于怀的国人说，基督并不是某个民族的信仰，而是神对世人的爱！不能因为一些基督徒曾经在历史上没有行出《圣经》中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自己就拒绝耶稣基督的生命真光。别人的不完全、别人的罪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真理和生命的理由，永远都不应该！
　　相反，正因为看见了别人的不完全，我们更应该看见罪的可怕，我们更应该饶恕，应该有爱，更应该靠着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真正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应该勇敢地肩起基督教会历史上的罪，我们不能否认曾经有过这样的罪，我们更不能说这样的罪与我们无关。但我们要将国人的眼光从对人的罪的关注引到耶稣基督生命的真光之中。
　　当然，我们不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的确，在其中，政治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该批判，本着爱心批判。
　　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轻易忘记了在其中作为平民百姓我们所要肩负的罪，不会轻易忘记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举国狂热的“忠字舞”中，不正是我们或我们的父辈热情洋溢的身影吗？而那在天安门广场上等着伟大领袖接见的狂热人群之中，不也有我们父母兄长的英姿吗？而当年在那“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下“文攻武卫”的，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菁英吗？当年在各种批斗大会上，意气风发地对“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象严冬般残酷的，不正是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兄长吗？
　　也许“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作为基督徒，难道说神不能医治我们所受的这一切伤害？我们能不能像丘吉尔那样有一颗宽恕并担起责任的心呢？至少，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使中国几千年面对罪恶“替天行道”者这种“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恶性循环”链接先从我们这里开始断开，开始改变呢？让神从我们开始吧！让我们背起苦难的十字架，效法耶稣，将他和好的旨意，将他的饶恕、爱从我们身上首先行出来，并传扬出去。
　　我们是祭司，然而我们却不能忘记，我们本不配这样的职位，我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职分完全是神的恩典。我想起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记述的那个“一棵葱”的故事，一个恶农妇从来没有行过一件善事，已经下了地狱的火海，守护她的天使爱她，想起她曾经施舍过一个女乞丐一棵葱，天使以此为由替她向神求情，神让天使就拿着那棵葱去拉她到天堂来，天使让那农妇抓住那棵葱，小心翼翼地往上拉，生怕那棵脆弱而宝贵的葱断了，眼看就要成功了，有许多火海里的罪人看见天使救那个恶农妇，就想拉着她也想一块儿上天堂来，谁知这下那恶农妇却不干了，她用脚踢那些拉着她的罪人们，说：“人家在那里拉我，不是拉你们，那是我的葱，不是你们的。”她刚说完这话，葱断了，她和所有拉她的人都重新落进了火海。[２８]
　　我们就是那恶农妇，从来没有行过一件可以被神称许的善事，按照定命，我们是必死的，死后且有审判。然而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但我们要清楚，神之所以看我们那施舍了一棵葱的微小善行为义，却忘记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滔天罪恶，是要让那一棵葱成为更多的人的安慰，更多的人获救之途径啊。这正是我们留在这苦难、罪恶的世界上的意义，保罗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
　　只要我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我们就不可能是无罪的。我们要谦卑地承认自己是罪人，并肩起自己的罪，跟随耶稣，更进一步效法耶稣，作为一个无辜的担罪者，肩起他人的罪，跟着主向前行。那棵脆弱、易断的葱，永远警示、提醒着我们，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是负有责任的。
　　“我们将一同去受难，一同背十字架！……”在小说《罪与罚》中，知道拉斯科尼科夫犯罪实情之后的索尼娅这样恳求拉斯科尼科夫。这也是我们要对在罪恶当中的中国人以至于所有人所说的。
　　三
　　中国教会的高速发展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更证明了国人精神的严重贫乏与破产。以前，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所面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就是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掠夺！的确，这样惨痛的经历给我们增添了许多的苦难，但这样深重的民族危机也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误解：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将压迫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挪开，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没有公义的世界中行出穷人的善良和公义来。但是，我们错了！“文化大革命”打碎了我们的梦，站起来的中国人并没有自然而然、理所应当地行出属神的善良和公义。作为弱者，作为穷人，我们仍然有我们的罪，无法胜过！无法逾越！而且我们看见，这一切问题也将不会因着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强大富足而自然而然改变的。
　　中国教会需要从信仰的高度重新反思 “文化大革命”[２９]，因为教会是历史之中的教会，以往华人基督徒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认识那种简单、武断的“彻底否定”、“彻底批判”思维模式，并不能真正地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真正地使教会在真理上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某个特定时期、某些特定的人的罪，那个时期一过，那些特定的人一去世，这样的罪就永远不会再现了。只要我们彻底地否定、批判“文化大革命”及政治制度，这一切就不会再出现了。
　　远志明君、唐崇荣牧师之所以这样激进的批判、否定整个中国当代历史，希望“愿你（神）快快拯救失落已久的神州”[３０]，希望中国人能够很快地接受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生命的主，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方方面面。这也是许多国内外教会领袖的希望。
　　这样的“彻底批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五四”起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因为看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需要改革，认为只有“打倒孔家店”式的对中国传统文化 “彻底否定”才可以使中华民族跟上时代的步伐，卓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摆脱这个古老民族落后挨打的命运，但这样的“彻底否定”其结果是，在导致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的旧道德、民族精神毁灭性打击后，与这个时代工业文明相吻合的崭新的道德、民族精神却没有像这些仁人志士们所想象的自然而然地在对旧道德、民族精神的否定基础上迅速地建立起来。
　　正如唐崇荣牧师说：“陈独秀、毛泽东，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不但需要改革，而且他们还以为是孔、孟思想把中国弄坏的；他们就尝试把孔、孟思想连根拔起，结果连唯一维持中华民族礼仪的基本文化都给他们拔掉了。”[３１]这也正是远志明所说的，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乱了”，即国人旧道德、旧民族精神随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大崩溃，而新道德、新的民族精神又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精神虚空状态。
　　让笔者最吃惊的是，唐牧师、远志明君等人既然已经有了这样深刻的看见，为什么还要对中国的政治、历史采取这样的激进的“彻底批判”、“彻底否定”呢？谁能保证这样的“彻底否定”、“彻底批判”之后，中国人就会归回基督呢？
　　这样的“彻底批判”者似乎很彻底，他们看见今天中国有很多问题（这样的问题的确存在）。只有完全拔除、拆毁，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到那个时候，中国就将是一个经济上国富民强、政治上民主自由、人人皈依基督的黄金时代。有大乱不怕，大乱只不过是光明前必然的短暂黑暗。没有破坏怎么会有建立呢？况且大乱能够引起所有人的注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这样的场景我们似曾相识，这种“未来一定强于现在，今天一定胜于过去” 社会进化论的论调（决不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也并不陌生，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在“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进行的吗？“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为了那个美好的明天，我们甚至可以万众一心地奉献青春、牺牲最起码的道德、否定传统、践踏一切人伦的基本准则，无论是父子亲情、夫妻之爱、朋友深情，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人的自由、乃至生命。但结果如何呢？一场当代人类史上的巨大浩劫。
　　以远志明、唐崇荣牧师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基督徒这样对“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彻底，但这样的彻底否定似乎都只集中在彻底否定政治领域，集中在治国方略的失败之上，而对于近两百年来国人急欲通过一次或几次政治上的改革、革命快速地摆脱“东亚病夫”落后挨打者命运，走向民族富有、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非但不加以彻底批判、彻底否定，甚至还纵容、利用。
　　在他们的批判之中，新中国建国五十余年了，不但没有国富民强，相反还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类大悲剧，完全是政府的失误。言下之意是如果将“某某主义”换成“基督教”、换成“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中国就能迅速地走向“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国富民强，信仰上全民归主”的黄金时代。
　　正是因为远志明君等人这样对中国历史、现实政治的“彻底批判”的精神与国人（包括中国基督徒）对政治那种隐藏的、危险的过高的期望值和热情暗中吻合；正因为那种“中国人啊！我们又一次被我们的政治领袖欺骗了”这样的结论使我们找到了应该为这一切民族灾难负责的责任人，使我们在其中成为了清白无辜的受害者。正是因为这一切，才造成了这样畸形的《神州》热。
　　为什么许多屡次听了福音却不接受的国人会对《神州》很欣赏？因为其中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所谓社会历史批判“批判精神”很对中国人的胃口，那种民族深处百余年挥之不去的民族自卑感，还是希望一次运动、革命就能马上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是往好处变化）。而《神州》屡禁不止则是因为中国教会一种比较扭曲、可笑的殉道观。只要上面所禁止的就是好的！就是真理！
　　对历史我们为什么就这样健忘呢？极力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人类史上的巨大浩劫片面地漫画化为一场国家领导有预谋地利用人民群众进行权力之争，致使国家、民族受到极大伤害的丑恶闹剧。并极力“掩耳盗铃”般地割裂历史洗手表明无辜，就证明自己与这一切的罪恶毫无相干了。但这样的否定历史，并不等于历史就已经不存在了，并不等于在历史中的我们的罪就不存在了。岂不知“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３２]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的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耶稣这样斥责法利赛人（太23：29、30），主耶稣基督最后还宣告他们祖宗所犯的罪他们同样还要犯，而且他们所犯的罪将比他们祖宗所犯的更大，他们的祖宗杀害了神的先知，而他们将要杀害神的独生爱子。
　　“愿你（神）快快拯救失落已久的神州”，相信远志明君这样的心愿也是许多海内外基督徒的心声。所以在今天中国教会建立上，我们的教会领袖们希望一次大的狂飚式宣教运动就能使十三亿中国人皈依基督，并且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进而迅速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于精神领域。因此海内外的教会领袖更为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教会的信徒人数、教会发展的速度。
　　这些教会领袖我并不怀疑他们的一片火热之爱心。但我想起献身中国的富能仁的话，“唯有一件事是例外──那就是我们要热切地盼望主的再来。即使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要忍耐。”[３３]我们不要忘记了“欲速而不达”的古训。
　　快，快，快，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难道没有其他的原因？’‘许多人总是抱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慢，但我的看法却相反，认为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恰恰是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造成的。’”[３４]当代中国一切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发展速度太慢而导致的，往往就是因为发展的速度过于快了，或者是我们认为发展速度太慢，想要人为想当然地制造发展的高速度时，悲剧就出现了。
　　近两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并不是没有看见中国人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需要改变和物质状况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正因为看见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各方面的巨大差距，他们渴望通过一场运动、一场变革、一场革命来迅速地改变中国的一切──特别是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成功之后。由于那种民族群体的自卑，太想快速地达到国富民强，太想快速地完成中国人的精神改变，太想马上就能走出那个“落后就要挨打”的失败者悲惨的命运，得到世界的认同。所以我们革命不断，运动不断。
　　快，快，快，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为看见我们的贫穷落后，我们自卑得忘记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日子要一天一天地过，忘记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忘记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我们有了在最短时间内迅速“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正因为看见国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缺欠依然存在，社会的不公、人民的苦难也没有随着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而随风飘去，因此我们的领导人才有了带领做梦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我们不断“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之壮举。
　　我们总是不断地期望历史上楚庄王“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情景在今天的中国发生，睛天爆一声霹雳，爆出一个咱们的新中华，国富民强，精神更新，让世界惊奇。
　　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中国人并不像何怀宏教授所言，“懒惰和怯懦使我们不去思考”。恰恰相反，近两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苦苦思索着。可正是这样整个民族心理深处对“快速摆脱我们失败者、落后者的处境”急功近利的渴望，限制了这样的思考更深入、更全面的进入到哲学甚至神学范畴对人的命运更深层的思索，更多地停留在对怎么样“多快好省”地达到国富民强的“方法”、“途径”的思考之上。
　　我们有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没有时间了！正是这样浮躁的民族群体心态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包括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屡屡“受骗上当”的。这种全民族的浮躁从更深的意义上讲，正是何怀宏教授所言，“懒惰和怯懦使我们不去思考”，因为我们无法面对、无法正视我们堂堂天朝大国今天所必须面对的这种失败、落后者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们总是阿Q式的安慰自己，我们会找到快速发展的捷径，这样的情况很快就会过去！
　　改革开放之后，国人这样的急躁、浮躁心态并没有真正地改变。这二十余年，中国的出版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思想史上两千余年的思想历程，我们和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还是希望着能够从更深的层面上，迅速地与世界接轨，能够真正地被世界所认同。能够迅速地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国富民强，与世界同步。
　　现在对更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对“快速”的追求主体对象由国家变成了个人自己，现在国人所关心的是自己能够“快速”致富，政府官员所追求的则是“快速”出政绩，对国家则要求“高速发展”，为了这样的发展甚至可以牺牲道德、违反法律。为什么“经济邪教”传销屡禁不止？因为国人很难拒绝“一夜暴富”这样的诱惑，怀着侥幸的心理，万一我就是少数成功者中的那一个呢？
　　更不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国人所要接轨的世界潮流也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急功近利重视方法、途径胜过一切的“速食面文化”（唐崇荣牧师语）。教会在其中，也自然不能免俗。大家都爱主，那么唯一能够体现你对主的爱，就只能看你为主工作的果效、成绩了。
　　这种追求“快速”的心态在今天教会的建设上，还表现在强调中国信仰环境，这种在教会发展的环境上盲目向美国看齐的观点，实际上与现在国人在国家发展、自我生活改善上，盲目向美国看齐的普遍观点是相同的，这样的观点将基督徒内在的自由狭隘化为政治领域外在的自由了。许多人批评“三自”教会与政治联合，殊不知这样对外在的信仰环境的强调、苛求也是一种教会与政治的联合。正如大家所看见的，这样的结合对教会是危险的。
　　基督徒需要自由来做什么呢，享受生活吗？决不，基督徒的自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彻底摆脱了罪恶捆绑的自由，是内在的。的确，在横向空间中，中国现在的信仰环境比起西方国家来有一些限制，但是在纵向的时间里，与“文化大革命”大逼迫时相比，无疑是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现有的自由，在自己的平凡生活当中每一天活出主的爱、见证主了？我相信，如果我们诚实，答案是否定的。是环境使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按耶稣基督的教训生活吗？我不相信今天的信仰环境会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更糟！我们那么在意那种外在的自由环境，这只不过是为我们不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的怯懦行为寻找一个更美丽的借口而已。
　　请原谅我！我并不是不相信亚伯拉罕的神是“使无变有，使死复活”奇妙的大能者，能在中国做成教会高速发展这样奇妙的大神迹，实际上这样的神迹神已经做成了。神迹并不等于超自然的奇迹！而作为最大的神迹，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也有三十年常人从襁褓婴儿渐渐长大为人的经历。
　　我并不是不相信远志明君等人他们希望国人归主的迫切之情！但是，在《使徒行传》中，神施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在那样的足以致命的敌视、打击之下，基督的教会仍然在主的话语之上建立起来了，并从古罗马一个偏远的行省传遍整个世界。但是，那同一位大有能力、奇妙的神同样的带领，之后近两千年的教会史似乎就少有这样轰轰烈烈的篇章了，而是信徒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跟从主，教会也在平凡中建立。虽然在其中有罪，有污秽，但是更有神的爱和怜悯。
　　当十余年来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向国人说明 “基督教精神绝非洪水猛兽，西方传统价值观绝不是魔鬼，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恰恰是与基督教对立的技术至上的物质主义和否弃基督教价值的虚无主义”[３５]、“汉语思想界泛滥已久的毫无根据地以为基督思想贬低人的地位的论点应该收敛。汉语思想界倒是应该留心那些鼓吹生物欲求、（人是）强力意志动物、（人是）劳动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经济的动物）的论调，小心它们的伦理后果”[３６]的同时，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责任要对所有关心中国教会发展的人士说，对于中国教会的发展来说，环境并不真正可怕，对之，神有能力改变！
　　试想当初我们谁不是基督耶稣的反对者呢？甚至于像笔者，信主之后还犯下许多大罪恶的人，神都没有抛弃，还有怜悯，神都可以改变，那么神能够改变一切愿意寻求他的人，无论他们是反对者，还是逼迫者！
　　对于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会，最可怕、危险的敌人不是制度，而是那种中国式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现存价值，“现存的一切都是应该拆毁的”、“只有首先拆毁，然后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世界”割裂历史一切过去与将来之联系的激进中国式虚无主义及利益至上的物质主义。特别是当这样的虚无主义以真理的光明面孔出现的时候，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时，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手段的纯洁性相对于目的更重要，只有保证了手段的纯洁性之后才有可能保证目的的纯洁性。中国人对基督的信仰不能建立在对其他一切价值的否定基础之上。
　　中国教会的发展需要重新反思“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中汲取经验教训，因为教会是历史中的教会。而历史有其连续性，这是任何彻底的否定都无法否定、割裂的。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再也不会重演了。但毛泽东却说过：还会有第二次、三、四次。第一次是他发动的。他当然知道，以后几次的发动者，将不会是他老人家了。许多人幼稚地相信，只要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更不会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殊不知，早自‘五四’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潮流，加以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的自卑和焦虑感，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必然地要把我们民族引导向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今天，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呼唤，又在我们身边骚动着……在今天弥漫的文化虚无主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变态的心理躁动和激进鼓吹中，我们只要冷静地看一看，想一想，就可以辨识出许多与当年何其相似的宣言和瞳瞳阴影。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反传统运动和文化虚无主义，是在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今天，则是以弗洛伊德、尼采的名义鼓动的，但在这两者中，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含着同样的精神狂热、荒谬的理论误解和歪曲的东、西方文化阐释。”[３７]
　　可能我是危言耸听了。但实际上远志明君等人也有同样的看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下进行的。谁能担保这样的误解不会出现在今天中国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之中呢？好象是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今天传福音很容易，要么是这一天魔鬼打盹了，要么就是你传的信息本身是错误的。”
　　事实上，“某某功”的蔓延、发展已经使我们看见了这种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的可怕（笔者一直认为，这是对中国人刚刚萌芽、觉醒的宗教情感的错误诱导、利用），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３８]历史已经证明，如果这样“掌握群众”的理论是错误、荒谬的，那么这样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将显出何等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和个人造成何等大的冲击和伤害！“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证。这也正是一直对基督教的高速发展心怀高度戒备的原因了。当然，也不是杞人忧天，百余年前“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基督教精神的误解、歪曲之上。
　　教会要建立在真理的磬石与根基上，我们不要太想迅速地影响、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作为基督的教会，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建立信徒自己个人与神的爱的关系，引导信徒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舍己，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并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使其他人看见，我们是与他们一样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成长，并在同一种传统文化当中长大成人的中国人，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而是耶稣基督的爱与怜悯使我们“与兄弟迥别”。这恰恰是任何一场运动都不能建立的。
　　Ｒ老师对我们说起他和他朋友之间在属灵看见上的分歧。他的朋友每一次见到他，都不断对他强调：“你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要以建立教会作为你事奉的唯一异象。”而Ｒ老师则回答他说：“我的异象只是耶稣基督。”他很遗憾地对我们提起他的朋友和他之间的分歧，说，“他每一次都只关心我建立了多少教会，而至于我的生命是否更像耶稣基督了，他却一点都不关心。”建立教会，一点都不错！但我们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立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还是仅仅只是建立一些称为“教会”的组织、团体呢？
　　教会要通过《圣经》真理的途径来建立，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担负起一切的罪，并承担起世上每一桩罪恶，坦然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尽这一切的罪孽，承认在一切事情上，我们都是无能的，无法靠自己做成什么，我们需要时时活在主的里面。这是一种祷告的生活。
　　祷告，这可能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唯一的教会复兴之路。但我们却还在寻找别的教会复兴之捷径，不像祷告这么样的枯燥乏味，不像祷告这么样的平淡。我们还是无法真正地安静下来，在祷告中把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交给耶稣，然后我们在祷告中不断地忍耐等候主所应许的。
　　而且我们还必须指出，这样的祷告不仅仅是某段时间、某个场合下的生命的特定状态，不仅仅是言语，而应该是一种持续的生命！是我们在平凡而又琐碎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时每刻自然地流露出新约最后那个伟大而美妙的祷告“是的，主耶稣，我愿你来。” 每时每刻都自然而然地让其他人看见，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看见这样与神同在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祷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卢云神父这样写道[３９]。这样的革命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革命概念绝然不同！但它永远比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次人的革命更加彻底，因为它是人在耶稣基督里与神的联合，它是神在我们自己心中做成了神的工作。是的，世界并没有改变，还是充盈着各种各样的罪恶、污秽。但是，在祷告中，我们更深地看见了那个真理：世界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会因世界的罪恶而失望。甚至我们自己也没有改变，还是充满各样的罪恶、污秽，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失望，因为我们自己也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之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活着”。
　　也只有在这样个人与神亲密关系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祭司，担负起这块古老大地上的所有苦难与罪恶来到神的面前。用基督的爱和怜悯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样的批判不是通过愤怒，不是通过暴力，不是通过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基督的爱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张显。“作为一个社会批判者，特蕾莎修女用服侍代替愤怒。”[４０]这样的批判将是对这个世界最沉重的打击，因为它将是对这个世界最彻底的弃绝！因为这样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信心，就是主所说的：“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
　　是的，神已经在中国张显了他的荣耀，已经做成了他奇妙的工作。但是，大神迹的成就往往意味着更大的祝福，也就意味着更大的信心挑战，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更加地谦卑，更加地依靠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让他对世人的爱和怜悯通过我们这些恩典的祭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今后的中国，更能张显神的荣耀的，更多的将并不再会是殉道者的鲜血，而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当中是否能活出那种祷告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爱。使别人看见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这个世界有罪恶，这是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的。令人感到悲哀的应该是，作为耶稣基督见证的基督徒却没有爱，没有见证，成为失了味的盐。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的爱德华·吉本说：“在殉教的问题上，即使我们毫不犹豫，也不去深究，完全承认一切史书上的记载或者虔诚的教徒所杜撰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基督教徒在他们长时期的内部斗争中彼此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使他们遭到的迫害。” [４１] 很令人遗憾的是，这是真的。
　　我们是这世界的盐，我们是这世界的光，可我们是失了味的盐，我们是将残的灯火。主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但我们并不绝望，主能使它再咸，主的恩典能使它再咸！我们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用他的宝血所设立的恩典的祭司，只要我们归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仰望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主。主必将使我们再咸！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相信神的爱和神的怜悯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除此之外，别无拯救！
　　【参考资料和简评】
　　[１] 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对中国教会的建立（包括神学思想的建立）都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教会的高速成长，而灵性上的喂养却很贫乏时，唐牧师的系统性讲道对大陆弟兄姐妹有很大的造就，使我们明白神学并不是那么的神秘高深，而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追求的。笔者和其他弟兄姐妹一样，也从他的多次系统性讲道当中得到很大的益处。而唐牧师在印尼人人自危的骚乱期间，拒绝离开他所牧养的羊群，坚持事奉，更使我们看见一个忠心于主托付的牧人所应该有的品质。但是，唐牧师对当代中国的“彻底否定”未免太过偏颇，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基督教与政治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教会与意识形态是不共戴天的，正因为唐牧师对中国教会影响的巨大──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虽然进不去（大陆），但我的录音、录像带常常进去”，“从神所多得的，必向他多取”，所以笔者斗胆批判唐牧师关于当代中国的“彻底否定”“彻底批判“的观点。关于他这样当代中国的“彻底否定”的观点，另可见唐崇荣牧师《基督论》书及录音带。
　　[２] 何怀宏《良心论·序言》，转引自何光沪《从“我”走向“我们”──读何怀宏<良心论>》，见何光沪《有心无题》15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３] 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5页，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
　　[４] 卡尔·拉纳《困境与赐福》，转引自刘小枫《倾听与奥秘》，见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31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５]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下文引文分别见于本书430页、547页、561页。
　　[６] 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10页，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
　　[７] 远志明君苦心研究《圣经》与《老子》多年，将老子的“道”与《圣经》中“道成肉身”的耶稣等同起来，是想告诉国人，基督教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是“家传”，国人勿须听了“基督教”就觉得无法接受，用心可谓良苦，但却是适得其反。两者相“像”并不等于两者相“是”，再多的相像都只能证明二者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差距。培根曾经说过：猿猴由于太象人了而显得丑恶，迷信由于类似宗教也使其更丑恶。L老师说：“老子的‘道’被远志明这样一讲，好象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二者是一致的，那么，到底《老子》应该算一般启示还是特殊启示呢？”无怪乎刘小枫博士为了避免中国传统文化“道”之概念与基督教信仰“道”之概念间的混淆，一直坚持用“圣言成肉身”来叙述耶稣基督的降世成为人子，而拒绝使用历史上教会传统的“道成肉身”一词。老子“道”与基督教中“道”（“圣言”）最大的区别在于“‘道’不是一个个体性的位格生成事件，‘圣言’之言是‘成肉身’（Person是关键！）之言。个体与‘道’不存在身位间的身位相遇关系，‘圣言成肉身’则是上帝作为（永）恒（存）在在无限个体走向人之偶在有限个体，人与‘圣言’的关系是个体与个体这相遇关系。相遇事件之发生，仅当两者作为个体相互走来时才有可能。”（刘小枫），可参见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学评注》一文。另，唐崇荣牧师也认为道家的“道”并未进到救赎性的“道”中间，见唐崇荣《基督论》107页。
　　[８] 远志明《回首“　　”，忏悔神州》罗省基督教会联会会讯一九九九年八月号31页。
　　[９]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D·M·洛节编本）上7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１０]远志明《回首“　　”，忏悔神州》罗省基督教会联会会讯1999年6月号32页。
　　[１１]远志明《回首“　　”，忏悔神州》罗省基督教会联会会讯一九九九年八月号33页。
　　[１２]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49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必须指出，新中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与封建社会相适应落后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小一部分认识基督教是通过那些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认识到个人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只能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解决，这样的代表人物无疑当首推刘小枫；更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基督教是通过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看见新教思想（甚至包括天主教思想）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而逐渐认识基督教并不是一种过时、落后的意识形态，他们中的许多人追求基督耶稣的初衷是为贫穷的中国探索一条富强之路，这样的信仰动机、信仰历程本无可厚非，笔者也无心在两类信仰者之间区分高低。因为即使现在，通读了几十遍《圣经》的我们谁又能说自己已经完全、正确地认识神了呢？对神认识上的偏差没有关系，只要真心地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追求，神将逐步地改变我们对他错误的认识，因为他通过《圣经》必亲自在我们的生活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但如果说我们不从这样的信仰动机、信仰历程进深到《圣经》里那位“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耶稣，甚至还以基督教信仰能导致中国迅速地国富民强这样的所谓“真理的见证”来向急欲摆脱近两百年来贫穷落后挨打地位的国人传讲福音，就有祸了。这非但对福音的广传和教会在中国的建立不利，而且必将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震荡及深远的负面影响。
　　[１３] 汤因比《历史研究》（节录本）上2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括号内为引者所加。实际上，在远志明所引用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 “文化幅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见《神州启示录》252页）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见，在远志明君这里，基督教思想之所以重要，只是它作为西方文明的最核心内容，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兴盛繁荣，所以中国人若要实现现代化，就应该信仰基督。
　　[１４] 钟马田《救恩的确据》下11页以下，美国活泉出版社。
　　[１５] 以上引文皆见于远志明《回首“　　”，忏悔神州》罗省基督教会联会会讯一九九九年八月号。另又参见远志明《神州启示录》。
　　[１６]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修订本前言》7页。
　　[１７]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可参见《群魔》上332页。
　　[１８]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140页以下，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１９]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4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２０] 像远志明君、唐崇荣牧师所指出的，今天无论大陆、台湾，贪污腐败成风，这也是中国历史历代文官制度的普遍现象。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民主自由和东方专制政治体制的区别导致的，西方民主自由也并不是就没有贪污腐败，正像有人指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实行民主政治的希腊诸国，也同样充斥大量贪污腐败。但笔者认为，中国历来官场言必圣道先贤，行则“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与中国传统精神之中儒家学说建立在人伦血缘之爱基础上有很大关系，“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是其无法回避的结果。而基督之爱如何以柔和谦卑的爱（而不是以激烈的“彻底否定”、“打倒”方式）面对乃至于超越血缘之爱，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当中基督徒的基督之神圣之爱如何面对乃至于超越血缘之爱，是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会在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２１] 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62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
　　[２２] “为什么学潮争民主自由口号与七十年前的‘五四’完全一样，七十年来中国人并没有进步，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的政治领袖欺骗了。”唐崇荣牧师《21世纪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唐牧师美国讲道录音磁带，1993年？）。远志明类似言语见《神州》。
　　[２３] 陈家琪《人生天地间》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２４] 彭德怀语，见其侄女的回忆录。转引自何新《思考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375页，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２５] 转引自列夫·舍斯托夫《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见列夫·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320页以下，括号内为引者所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亦见于华夏出版社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第二十一章。
　　[２６]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２７]朋霍费尔《作门徒的代价》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２８]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5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２９]直至现在，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一直都很是自卑，我们无法正确地认识、评价“文化大革命”，我们急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认为只要我们“彻底否定”、“彻底批判”，这样的罪就将不会再有。但这样的民族乃至人类悲剧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批判态度就能否定了的。需要在自省的基础之上的更深的反思，“文化大革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特殊时期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民族灾难。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直接关系。可参见何新《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文化备忘录》（本文注37），刘小枫《现代性理论绪论》第五章五节。
　　[３０]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88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
　　[３１]唐崇荣《基督论》76页，中国兴福音出版社1994年版。
　　[３２]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３３] Eileen Crossman作，冉超智译《山雨》３２页，福音文宣社1989年初版。
　　[３４]《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见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1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３５] 何光沪《“这个世界最需要爱”──<拯救与逍遥>读后》，何光沪《有心无题》54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３６] 刘小枫《人是祈祷的X》，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10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括号内为引者所加。
　　[３７] 何新《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文化备忘录》，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427页以下。
　　[３８]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括号内为引者所加。
　　[３９] 卢云《亲爱主，牵我手》77页以下，香港基道出版社1998年版。
　　[４０] 特蕾莎修女《活着就是爱》10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４１]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D.M.洛节编本）上3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上网时间： 2002-12-10 
来 源： 感谢著者惠寄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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