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众神我们太迟
　　对存在我们太早，存在之诗
　　刚刚开篇。它是人
　　——海德格尔《诗人之思》
　　
　　一、引言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文革”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
　　
　　诗歌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艺术。任何时代的诗歌，不管它技术如何高超；语言如何创新，形式如何流变……但要考虑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则必须将之纳入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纳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人类自身不断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义；考察它无论面对任何一个怎样发展变化的大时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的生存状态；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间所呈现和彰显出来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丽、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历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爱、自由、解放等终极意义上的灵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诗歌在文化意义及神性原则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诗歌即表达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面对中世纪宗教的束缚和政治一体黑暗统治生存状态下人寻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说了人在受难过程中的信仰、激情，表达了人性的庄严、神圣，显明了人类在其受难和朝圣的天路历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结构所穿透，以及救赎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纪另一位伟大诗人歌德的诗歌歌唱了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类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精神在物质、金钱、名利压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几乎被世界拒绝和遗忘的伟大诗人荷尔德林，毕生用诗歌讴歌和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资本主义时代，是诸神隐退、世界之夜到来的时代，荷尔德林的作品，作为孤独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毕生都在追寻光辉澄明的希腊文明和希腊精神，恢复伟大的古典主义传统。“为恢复语言的活力和复苏人的灵魂而工作。”(斯特芬·乔治)海德格尔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说神圣，而诗人的伟大使命是为神圣命名。”荷尔德林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神灵已经死亡而新的神灵尚未到来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在为一个物质时代的到来欢呼、陶醉，只有荷尔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渊中体验、忍受，并用他沉静、清澈的声音呼唤新的上帝——尽管他的声音被那个卑劣的时代和无知的人们所拒绝。上一世纪至本世纪初，惠特曼诗歌所倡导的个性的解放，叶芝、庞德诗歌表现出的对贫乏和苍白的当代生活的厌恶和拒绝，里尔克诗歌表达的对人性的讴歌，艾略特诗歌表露的对历史及文化的无情批判，埃利蒂斯诗歌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坚守……如此等等，构成了世界诗歌丰富而深刻、宏丽而崇高的精神画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一个诗人最伟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说神圣”和“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体语境中，在这些伟大诗歌的光荣启示下，用汉语写作的诗人们又是怎样思考和歌唱的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诗歌大国，正是在传统文化庞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机中，新诗的引进对传统文化艺术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诗歌)精神的批判上面，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新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的语言及格式的寻求与创新上面。在诗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诗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主要还是持一种认同态度，即使反叛，也显得那么温和、表层、平面、无根基。换言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挣扎中，所谓新诗革命为中国诗歌带来的，几乎只是文学体裁、诗歌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汉语诗人几乎总是一再地在诗歌中用所谓东方文化精神对西方诗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实现本能的拒绝和逃避。在僵死而又无比强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汉语诗人们似乎总是更多更自觉地继承和接受了他们自己正在或将要反抗的东方文化传统——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现实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识。尽管这些诗人曾经或打算发出的是愤怒和反抗的声音，但因为这拒绝和反抗建构于一种缺乏终极信仰和价值关怀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无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终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东西吸纳和湮没。汉语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失语的文化心态和沉重的历史语境中走过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在关于汉语现代新诗断代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的考虑：一是根据汉语新诗在近一个世纪漫长的发展流变中由个体诗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体诗群”所能达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诗发展各个阶段中诗歌本身(从内容到形式)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这一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和区分。基于上述原则，我把汉语新诗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期)。第一阶段(第一代)从胡适的《尝试集》至1978年粉碎“四人帮”止，为新诗的初创期；第二阶段(第二代)自黄翔、食指、北岛他们所谓的“朦胧诗”起至80年代中期为新诗的发展期；第三阶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诗发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称前卫或先锋诗歌)。
　　
　　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在引进外来的诗歌形式，打破旧的诗歌传统以及运用新的语言、新的诗歌方式表达个人生存意志、内心冲突、反对黑暗势力、鞭挞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从本质、形上的意义上看，这一时期诗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从诗歌方式上讲，这一期的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外来诗歌形式的引进、消化、借鉴和模仿。如郭沫若诗歌对德国狂飙主义诗歌及表现主义文学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对欧洲古典及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发等诗人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等。从其诗歌总的精神价值取向来看，这一时期汉语诗歌几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种以“权力话语”为其本质特征的“个体语境”及“集体语境”中表达某种偏远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或抒发一种处于高度黑暗和专制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单向度的自我心灵感受、无谓挣扎、控诉和反抗。如郭沫若诗歌那混杂着浮士德精神与阿Q式宣泄的情感体验；冯至、戴望舒诗歌揭示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文化中的挣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诗歌那美丽、抒情外表下的幻灭情感；李金发诗歌近乎颓废的绝望；艾青诗歌对专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击以及对另一种近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的赞美和歌唱；九叶诗人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之觉悟、个人生命意志之高扬的讴歌和吟诵……这一时期的诗歌用“个体言说”和“集体言说”代替和拒绝诗歌的“整体性言说”(即诗歌这一精神现象站在人类整体高度上所表述的对人类整体的终极价值关怀)，因而无法达到诗歌“整体诗性言说”的高度，以致丧失了汉语诗歌在历史／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的最终依据。
　　
　　2．第二代诗群：“朦胧诗群”
　　
　　第二代诗群系指“文化大革命”后期崛起直到80年代中期的那些诗人群。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黄翔、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岛、江河、多多、杨炼、顾城、严力、舒婷等。这是在历史断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语的诗歌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群，沉重的历史重负、深重的民族灾难、日益枯竭的汉语诗境及诗人的生命感受力，还有对黑暗历史和专制文化的怀疑及憎恶，迫使他们成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建国后突然断裂的诗歌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复苏。当文革结束，国门打开，这群诗人受到台湾诗歌及西方纷繁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世纪滥殇于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意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新浪漫主义、荒诞主义、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确，他们的诗歌为僵死而沉闷的汉语诗歌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但也应认识到，他们的思考还仅仅局限于现象与表层上面，他们与前辈(第一代诗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区别而并末形成本质意义上的超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或文化思潮)给汉语诗歌带来的变革，与其说是体现在用诗歌所建构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内涵上，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代诗群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吸纳、借鉴、运用上面。那些无视诗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诗歌现象，并为之迷惑的诗歌理论家们赶忙轻率地将之称为——朦胧诗(这种诗歌现象学意义而非诗歌本质特征意义上的命名，如此肤浅然而却几乎作为一种权威的定论，一直广泛地被传播和沿用，并且，它无言地消解着和拒绝了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这难道不是诗歌理论的“失语”吗?)。新的诗歌技巧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这些建立在“个体言说”和“集体言说”语境中的个人(民族)英雄主义的诗歌为当代诗坛带来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诗歌的荒原状态和文化的真空时代似乎被彻底摧毁了。人的尊严、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承认和体现，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似乎得到了复苏和延续……一个时代的沉默，正义、良心通过北岛们那混合着西西弗斯精神与夸父情结的愤怒的英雄主义和声对一个时而麻木、时而疯狂、时而沉默、时而喧嚣、时而柔弱、时而暴虐的古老民族进行了初次的启蒙和精神洗礼。这一代诗人的诗歌精神，即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对作为个体的人的非人处境、民族与个人的命运、遭遇、内心的苦难历程以及良心、正义等“集体性语境”进行了多向度的体验和深刻反思，如黄翔、食指、北岛、多多、芒克等诗人的诗歌中一再强化的对整个价值体系的怀疑，对真理、正义、良心、道德及美的价值的追求、恐惧，对人生及个人命运、民族命运的沉思，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二是在这些诗人作品里所透射出来的对一个荒谬的时代及一种专制制度的批判的勇气。如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致遇罗克》、《一切》；江河的《星星变奏曲》、《让我们一起走吧》；食指的《愤怒》、《疯狗》、《命运》、《归宿》等；顾城的《一代人》；舒婷的《这也是一切》；骆耕野的《不满》等等。遗憾的是在整个“朦胧诗”的后期，许多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诗人纷纷转向于一种虚幻的“寻根诗歌”及“民族史诗”的写作，如杨炼的《诺日朗》、《大雁塔》、《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等。这些趋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认同的诗歌，从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第二代诗群思考和批判的光芒。总的说来，第二代诗群继承与发展了第一代诗歌某些优良的传统，无论是他们那些建立在“个体语境”中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还是他们建立在“集体语境”中的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和对社会的批判，都对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个性的复苏，以及诗歌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契机。在诗艺上，他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广泛地吸收、消化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诗歌技巧和表现手法，并将之与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理想很好地融合，创作出对当代诗歌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作品。然而，也许因为反抗的紧迫性与批判的必要性，使他们无暇也无法对诗歌本身进行本体性的思考与实验。第二代诗群的崛起仅仅表现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复苏，还不是诗歌本体意识的复苏。诗歌对于他们，还仅仅是弘扬某种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代诗群的成功，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是诗歌本身的成功。即使从他们整个作品的精神向度来分析，他们的诗歌在其所涵摄的精神性因素方面，也还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盲目性及无根性。总的说来，他们的反抗和思考缺乏最高审判意义和终极价值维度。换言之，他们的诗歌作品的精神是建立在对社会型态和政治型态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批判，而不是建立在人类视域上的对整个历史、现实、文化、存在等终极价值意义的追问和历史／文化批判。因此，从人类共通的最高价值维度来判断他们的诗歌的精神向度，会发现这些诗歌仅能达到表达个体生命生存状况的“个体生命言说”和表现民族生存命运的“集体生存言说”，而无法上升到具有永恒意义与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高度意义上的“人类整体诗性言说”。 第二代汉语诗歌在其人文精神向度方面的缺陷，注定了这一代诗人的悲剧性体验，同时也注定了他们仅是整个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过渡性环节。在诗歌精神方面如此，在诗艺方面，虽做了一些对诗歌传统的恢复和有益的探索，但仍远未达到完整的文化／诗歌本体意义上的成功，这种情况，只有期待第三代(先锋)诗群的出现，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
　　
　　三、超越与歌唱：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
　　
　　1．先锋诗人及其生存境况
　　
　　第三代诗群，即所谓先锋诗群，从时间上看是指自80年代中期(1986年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现代诗”大展为标志)迄今为止活跃在诗坛上的一代青年诗人群体。从诗歌本身来看，是指从这一时期诗歌所涵摄和展示的诗歌之精神性及艺术性(诗歌技巧)上对传统诗歌(第一、第二代诗群)实现全面突破与超越的诗人群体。这一代诗人的生存境况，或者说这一代诗人在诗歌中所表露的对这一特定时代的精神体验，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用个体生命和存在意识对作为整体的历史／文化的悲剧性体验之中。而悲剧性正是这一时代的实质。这是一个被哲学家、诗人尼采确定为“上帝死去”，被诗哲海德格尔称之为诸神隐退的“世界之夜”，是被精神分析学家弗罗伊德分析为“病态的社会文化”，以及被思想家萨特斥之为“荒谬”的时代。正是如此，本世纪一大批现代主义艺术家如卡夫卡、乔伊斯、里尔克、劳伦斯、加缪、艾略特、庞德、叶芝、昆德拉……对之发出过愤怒的诅咒和无情的批判。对历史与文化产生深刻的怀疑、形上的思考、终极的追问，是这一代诗人诗歌精神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在特定的汉语生存语境中，命运使得他们必须承受来自至少四个方面的精神压力。一是建立在扼杀人的感性生命及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理性力量——整体主义的力量；二是建立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之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型态对个体生命的抽空及对存在意识的剥夺与消解；三是在病态的现代文明中加速上升的物质主义文明等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性摧毁和破坏；四是来自诗歌本身的困惑和寻找突破契机的巨大精神压力。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生存状态中，一批对历史怀有更大使命感对诗歌艺术怀有更大热忱的青年诗人，开始了对诗歌更加潜心的钻研和更加困难的写作。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思潮具有本质区别的是，第三代诗群在80年代中期一开始是以反对人类一切道德、文化、历史、价值观念、传统，甚至包括文学、艺术、语言、诗歌……等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开始其写作生涯并树立其诗人形象的(其激进的口号是“反文化”、“反传统”，当时这些诗人几乎所有作品都只能刊登在他们自己印刷的“地下刊物”上面，其影响一开始仅局限于诗人内部及大学生们中间)。这些作品中较有影响的是一些颇具史诗意味的长诗，如欧阳江河的《悬棺》、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刘苏的《海葬》、廖亦武的《死城》，以及四川“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诗人中的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认识到，对于一个具有超稳固文化结构和强大然而失血失语的汉语诗歌传统来说，这种激进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也许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较重视破坏、不注重建设的文化批判意识也恰好说明了汉语诗人及诗歌的“无根性”——以虚幻反对虚幻。它们的价值也许在于，这些以“反传统”、“反文化”、“非文化”面目出现的，试图楔人历史、文化深层结构的意识，对于汉族传统文化注重个人经验而忽视历史经验，重现像而忽略本质，注重个别具体事件而忽略其必然性——导致产生这了事件的文化历史根据的思维方式及诗歌传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诗人们思索的目光由此进入一个更为广博的空间。
　　
　　整个说来，80年代是一个浮躁与追求并举、流派与假说纷呈、彷徨与探索共存的时代。80年代后期，汉语诗歌开始在一种沉潜与平静的诗歌状态中进入汉诗开拓与超越的多元格局，涌现出一批重要的诗人和作品。如柏桦、张枣、郑单衣、刘苏、雪迪、陈东东等诗人纯粹的抒情方式，对历史、文化独特而超验的生命体验，对语言神话、幻象的沉迷和敏悟，对生命之大美的圣歌式的咏叹；海子、骆一禾诗歌对于古典精神、古希腊文明充满深情的注视和迷醉以及用一粒象征的“麦子”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摧毁和审判；翟永明诗歌充盈着大地之意象和女性身体语言，她常常是在形上的精神向度上展开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深刻揭示以及对男性制度、权力社会的无情批判；欧阳江河颤栗的语言风格中冷冷透出精神力量和诗性智慧；郑单衣巫师般的诗人气质和透明、纯粹的语言风格、抒情方式；刘苏唯美的诗歌风格、锋利独特的诗歌感受、澄澈的生命体验达到的人类梦想高度和精神之域；韩作荣诗歌呈献出的在巨大的文明压力和生存困境中现代人对现代文明的焦虑、深思以及对自身灵魂的拷问；诗人昌耀对于精神彼岸和生存可能性的诗意言说和呼唤；西川诗歌表达的对人类乌托邦精神的追忆和渴求；邹静之浸透着深邃意象和寂静风格的诗歌，表达了人类对某种正在失去的本质事物及古老秩序的回归愿望；王家新诗歌的受难与拯救意识；严力诗歌建立在东西方文明巨大冲突基础上的冷峻思考；耿占春诗歌对时间、空间等形上问题的关注与询问；藏棣、梁晓明、刘翔诗歌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刻揭示，对人性及生命本身的热情讴歌……总的说来，这一时期重要的先锋诗人尚有孟浪、南野、石光华、万夏、傅维、陆忆敏、海男、唐亚平、微艺、伊蕾、叶舟、孙文波、陈超、女真、潘维、黑大春、张曙光等。
　　
　　正是在诗歌和生命本身巨大的生存困境中，第三代诗人自觉地站在历史与文化的人类生存高度，站在追寻古典精神、言说神圣的“人类整体语境”中言说和歌唱，这是一种更为纯粹、本质的歌唱。它结束了第一代诗人在“个体生存语境”中的自艾自怨，也结束了第二代诗人根植于“集体生存语境”中的愤世嫉俗。这意味着汉语诗歌将第一次真正站在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上思考和歌唱！
　　
　　2、从社会／政治批判到历史／文化批判
　　
　　与第一、第二代诗人相比，第三代诗群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高度和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大背景以及整体人类大意识的基点上，怀着更大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受难精神以及文化拯救意识，进行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艰难的诗歌写作。他们以更开放、更宽容的文化态度和更冷峻的思考，更天才的艺术感受能力，全面消化、吸纳、融汇了当代西方各种现代主义诗派和诗人的写作经验及表现技巧，并将之与汉语深厚的诗歌传统加以结合，从而将之化为自己独特的、富于创新意识并具有超越性质的诗歌方式和写作血肉。 就汉族整体文化而言，汉族历史及文化始终是悬浮在“终极价值关怀”的缺席和“存在”的不出场这样一种无限性的历史文化怪圈之中。因此，在此精神的大背景下，汉语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态)的言说往往呈现出一种非整体性的、单维的、浅层精神向度的特点，带有强烈的狭隘民族性及地域文化特征。这一典型的精神悬浮状态，决定了汉诗几乎从来不曾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和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高度上言说，从而产生精神的撞击、对话、交流。进入90年代，当代诗歌创作表现出一种更为沉寂、似乎缺乏主流与热点的多元创作倾向。面对文化和诗歌的巨大困境，面对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第三代诗人将会经受精神上更大的考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以精神流亡者的姿态沉人到生命的内部，力图在一种无序、混沌、原始、神秘、本真的生命状态中返回存在，体验永恒，用诗歌表现、揭示人类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命题。就诗歌的批判意识而言，第三代诗歌的批判锋芒不再局限于第一、第二代诗群的“社会／政治批判”，而是将其推进到对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批判上面。就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言，所谓社会型态、政治型态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性存在，是历史的现象而非本质。因此汉语古代诗直到北岛们的诗歌，不管他们诅咒或吟诵的苦难多么巨大，对扼杀生命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产生多么大的愤怒，不管他们曾试图徒劳地用诗歌哭诉，或唤醒过一代又一代人苍白的热情和梦想，也不管他们曾经揭示过那么多的黑暗、专制，那么多畸形的政治形态下面变态的人生、分裂的人格………凡此种种，皆因这种批判是基于对现象而非本质的批判。批判的荒谬使批判本身也陷入了一种循环的荒谬性、虚无性和无根性之中——这种缺乏价值维度和终极审判意义的批判就其本质和形上的意义讲是一种伪批判，因而显得如此苍白、贫乏、无力。这是多么深刻而可怕的东方式的文化悖论和历史悲剧啊!那些对历史和文化之本质——产生现象的历史／文化性根源产生巨大的怀疑态度和批判意识的诗人，那些不但对自身、民族而且对整个人类怀着伟大的救赎之情的诗人，那些在罪恶、不义的社会制度中反抗、坚持，怀着受难之悲剧情感重访人类古典精神，以人性的庄严、饱满的精神力量复苏人类的伟大情感，对真理、正义、良心充满庄严的膜拜之情的诗人，那些置身于虚无的时代而不断地奔向光辉的彼岸神性，从无根性、有限性生存向有根性、无限性存在敞开、上升，寻找人类灵魂永恒精神的诗人——只有他们才是我们时代真正的诗人，也即“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者。我们看到，批判意识的本质性转化，即从对社会／政治形态的批判到对历史／文化本质、文明、人性之构成的多重结构的分析、批判和超越的写作态度；是第三代诗人的总体写作倾向。正如诗人刘苏所深刻揭示的人类生存境况：
　　
　　多年来我其想那些悲剧
　　那些虚无的毁灭的意象
　　它是怎样产生的?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
　　又是怎样华美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侵蚀灵魂，使我们成为它的一部分
　　不可磨灭的部分……
　　——《最痛的人》
　　
　　从此诗所展示的深刻文化内涵、思索态度及精神指向看，诗人思考和追问的显然不是“悲剧”这一事实而是产生这无数悲剧——人类苦难历史的历史性、文化性根源以及人类自身人性、性格悲剧因素等形上的问题。这些具有永恒价值和终极意义的独特生命体验，是绝对意义上的超越之问。它超越了个体、民族、国家、特定的政治形态、社会制度甚至时间和空间，是一种进入宏大“历史语境”的，超乎个体生命体验、集体(民族、国家)生存体验而代表人类整体精神体验的“整体诗性言说”。从第三代诗歌普遍具有历史／文化体验价值的诗歌精神性可以看出，他们的作品大多探讨了带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主题，如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正义、良心、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灵魂的救赎、精神的寻访与重构以及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等人类最根本的终极性的问题。
　　
　　3．言说神圣：个人化写作中的终极之问
　　
　　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人类的良心、“承纳圣言的肉身”这一伟大艺术形式，仅有对历史的怀疑，对文明的批判，对人性的分析，对人类文化的全面清理和消解，仍是不够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崇高历史使命恰恰在于，他必须以自己潜心的不懈的写作重构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精神的王国，一个超乎现实之上的伟大幻象——人类精神的乌托邦。所以我们说，一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创世者、受难者，一个创造历史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战士。正因为如此，面对一个灵魂丧失、与神隔绝的时代，一个精神极度萎缩、心灵无所依凭、灵魂孤苦无告的时代，一个人性普遍沦丧、物欲横流、技术与金钱日益侵蚀人的心灵的时代，诗人的写作意义就绝不仅仅在于用写作拒绝一个技术和物质的世界，也不仅仅在于用写作坚守一种精神，证明生命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用写作确定一种纯洁生活的方式。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将写作化为一种行动——一种重访古典精神、追问永恒、言说神圣、重构人类理想和价值体系的行动。当然，作为诗人，它是由具体的写作来体现的。第三代诗群创作的主要特征，便是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倾向。这里所谈的“个人化写作”系指将自己唯一的、独特的“个人语境”融人到特定的“文化／历史话境”中的一种带有人类性质和普遍存在意义的生命体验，而非那种个人主义的生存意义和情感的表白。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表达了人类整体存在语境中的诗性言说，而后者表达的仅是个体生命语境中的生存话语。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在世界之夜的时代，世界的深渊必须要被人体验和忍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那进入此深渊的人”(海德格尔《诗人何为》)。
　　
　　“……在一个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面包与酒》
　　
　　“个人化写作”即是进入世界之深渊、进入存在之城的写作，是彻底摆脱了在传统写作模式中用“日常语言”模式、“大众话语”情结、“权力语言”系统拒绝和消解“写作”的一种本质写作，是人作为神灵、天空、大地之子而以天地为背景，以神性为旨归的人对历史、文化、存在、自由、真理、善、生、死、美、爱等永恒话语最本质、最具形上意义的生命体验。从根本上说，艺术体验自始至终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个人体验的独特性、丰富性、普遍性决定了它的人类性，因此最具个体色彩的，往往是最具形上意味的同时也是最具人类性的。第三代诗人从根本上放弃了传统写作中对历史／文化表象的观照和揭示，而是将存在意识直接投注到对历史本质、文化意义和生命内核的审视与追问之中——这一主题在他们的写作中除了表现为对历史、文化的批判之外，还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对人类古典精神的重访；表现为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类整体大生命的悲悯、关怀与救赎精神；表现为对此在的关注，对彼岸的呼唤；表现为使人的灵魂趋向天空——永恒神性之途中那上升与超越的意识。如海子诗歌对古希腊神明时代的缅怀，柏桦诗歌对美和忧郁神秘而可怕的内心体验，郑单衣诗歌所呈示的沉思与冥想那生命之痛，刘苏诗歌对生命图景和语言幻象的超验言说，耿占春诗歌对历史、文化、时间、空间的形上思考，梁晓明诗歌对某种绝对精神的寻求，藏棣诗歌表达的人类纯洁生活的愿望，西川诗歌对历史和文化的神秘体验，陈超诗歌表达的智者之思，刘翔诗歌对生命本身的深刻洞查，南野诗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和关怀，邹静之诗歌对人类混沌、无序、原始之域的梦想，欧阳江河诗歌对人类本质状态的深刻了悟和揭示，王家新诗歌对人类永恒精神的冥思与寻求，严力诗歌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碰撞、对话的努力，骆一禾诗歌面对整个天空的膜拜与歌唱，陈东东诗歌纯朴而优美的精神漫游，翟永明等女性诗人以独特的生命意识对女性生命的深层开掘与神秘体验……所有这些极具个人生命意识与人类普遍意义的救赎与歌唱，使汉语诗歌在当代超越了传统诗歌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文化特征，从而真正开始了汉语诗歌能够在一种超越人种、国度、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性语境中——一种人类整体文化意义与终极关怀精神的诗歌大背景中写作——诗性言说的可能性！
　　
　　四、结语
　　
　　毋庸讳言，我们处于一个拒绝倾听诗人声音的时代，一个平面、拒绝深度、意义丧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用电视系统哗众取宠的声音，用报刊杂志铺天盖地的黑色铅字(日常语言及权力语言系统)，用虚伪的假笑以及广告词那毒药般的花言巧语来抵制和消解着诗人的良心与声音。任何生存于这个时代的诗人都是不幸的，因为从来不曾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给诗人带来如此巨大的生存的考验与心灵的重负；同时，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诗人又实在是有幸的——也从来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给那些真正的，具有良知、使命感、道德感和拯救意识的诗人带来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契机。无论怎样，汉语诗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跋涉，经过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努力，无论在诗歌的精神性或艺术性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汉语诗歌创作现状而言，任何盲目乐观、妄自尊大抑或妄自菲薄的态度，都是对汉语诗歌的不负责任。尤其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一个诗歌流派纷呈、诗歌传统深厚的国度，传统守旧的诗歌意识、诗学观念也对汉语诗歌实验性、前卫性的探索与进步，构成巨大的威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对汉语诗歌发展的线索及现状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和粗线条的精神勾画。我希望更多的诗人、诗歌理论家能够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介入对当代诗歌的学术性批评和研究。我更希望持汉语写作的诗人们能够真正沉下心来，站在整体人类意识及历史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上进行写作，用“存在之诗”迎接一个更伟大世纪的到来!
　　
　　
　　（刘苏 诗人 成都）
　　
　　转载自《成言艺术》http://www.be-word-art.com.cn/，感谢授权。
　　

上网时间： 20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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