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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历史的跫音──基督信仰对时代的影响
作者: 熊璩/苏文峰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二十世纪这沉痛的包袱

  教我们如何卸下,如何

  把二十一世纪,还未哭呢

  小心啊,扛上肩头

  --摘自余光中的诗作《呼天抢地》

  

  时代的脚步刚跨入廿一世纪的门槛。回顾廿世纪末的科技和资讯革命,虽然热火朝天,但是一连串天灾人祸,加上电脑“二千年虫”(Y2K)的威胁,也让我们彷如经历了诗人所说“三翻四覆一连串的痉挛”!而当你举目远眺,等在前面的,又是怎样的景象?

  面对新世纪的诸多变数,面对“後现代”文化的延伸,基督信仰能提供什麽答案,造成什麽影响呢?在本文中,我们二人,即《海外校园》主编苏文峰和特约编辑熊璩将用对话的形式,从“二千年来基督信仰对时代的影响”这一角度,以第一世纪和十六世纪为重点,作一次回顾与前瞻。

  一、第一世纪--星火燎原

  ·时代背景

  苏文峰(以下简称苏):让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世纪的时代背景。你认为当时的犹太人是哪一种心态?

  熊璩(以下简称熊):犹太人以身为上帝的选民为荣,视被罗马人统治为奇耻大辱。一世纪的犹太民族是一个爱国心与宗教心都高涨的时代。另一方面,犹太的希伯来宗教信仰已流于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变成心胸狭窄,自以为义的宗教。

  苏:确实,当时的希伯来宗教信仰,已扭变成有强烈排它性的地方宗教。而当时的罗马帝国,文事武功鼎盛,如日中天。公民的生活富裕,一无所缺。在精神上,全盘接受希腊的文明和多神的信仰。罗马人非常迷信,追求“诸神的安静”。但是在这些辉煌的背後,心灵非常空虚。历史学家曾有生动的描述:

  “他们曾吃过一切,见过一切,听过一切。

  “他们尝过各种的美酒,游历过各地,爱过从巴塞隆纳到底比斯的一切女人。自古所有的书籍,都放在他们的图书馆里。自古所有的最好的图画,都挂在他们的壁上。全世界最灵巧的音乐家,为他们侍膳。他们与小孩子一般,受过最好的教授与教育家的教导,应学的事物,都学过。结果,一切的食品与酒类都失却了滋味,一切的书籍都成了乾燥无味,一切的女人都变成无意味的了。生活本身也已成了一个重负,许多人都愿及早抛弃。

  “剩下的祗有一个安息,即对於‘不可知者’(the Unknown)与‘不可见者’(the Invisible)的冥想。”(引自房龙(Van Loon《人类的解放》一书)。

  熊:人们所寻求、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安身立命的信仰。这是基督信仰传扬的温床。

  ·基督信仰的生命力

  苏:你认为耶稣基督及初期教会,给第一世纪带来的影响是什麽?

  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风范、洞察力和信息令人折服,他的眼界与胸襟使跟随他的人,超越了种族与地域的限制,使基督信仰成为普世性的信仰。这种打破种族和“组织化宗教”的胸襟,竟出自一个足不出巴勒斯坦,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木匠”,实在令人震撼。

  苏: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H.G.Wells)认为耶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威尔斯不是基督徒,他纯粹从理性的角度评估,“他留下了什麽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他有没有引导人们走上新的思想之路,并给予一种持久的推动力?”

  但是基督徒却知道:基督信仰不单是一套新的思想路线和价值观,更是具有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带来的盼望和生命力。一群由加利利小民信奉的“新教门”,历尽了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残酷逼迫,终於在第四世纪“征服”了罗马帝国。可见他们信仰的真实和强烈的感染力。

  熊:基督信仰的广传,使徒保罗也功不可没。他能打破犹太教的框架,把一个原本以希伯来传统和经验为主的初期信仰,经过整理和传扬,长成为一个普世性、有统一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烈震撼力的信仰。

  保罗几封著名的书信,完成於四福音成书之前,也在各地有组织性的教会成形之前。如果没有他的书信和宣教工作,基督教可能今天仍未广传。保罗学问渊博、思想慎密,而且灵性经验丰富。他主动寻求基督信仰与希腊哲学宗教的对话,并超越了人文主义的局限,这使得基督教深入罗马社会的各阶层。

  苏:因此,保罗的宣教态度成了历代的楷模。有人说,基督信仰与当今新儒家最大的不同,是新儒家都是学者,但是基督信仰却有许多甘心为之殉道的宣教士。像保罗及古今千千万万的平民基督徒,就是如此。

  二、十六世纪--宗教改革

  苏:跨过中世纪(五至十五世纪)中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回教势力兴起,神圣罗马帝国建立,政教合一,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我们来到十六世纪。当时的时代背景已与第一世纪不同,显然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熊:这“必须改革”的原因,是制度化的宗教(罗马天主教)到了十六世纪,又成了形式、教条和传统的僵化系统。由於权力的集中和绝对性,控制宗教的“祭司们”,也已经腐化。因此对他们而言,在政教斗争中得胜和维持既得利益,就比拯救人灵魂更为紧要。

  与此同时,教皇已成为一切真理的最高诠释者,教会采纳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与世界观,压迫异己。当时的(天主)教廷成了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障碍。

  苏:在这样的时空之下,基督信仰必须解开制度化宗教的束缚,恢复其活泼自由的活力。马丁路德在那时代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贡献可分二方面:

  第一,马丁路德在修道院苦修多年,期望从克苦修行中获得上帝的恩宠。一直到有一天,《罗马书》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同清晨的日光射入他的心,把他从长久受制式宗教禁锢中释放出来。这种力量给他无比的勇气。当他在1517年10月31日把“九十五条信念”贴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门上时,他是以匹夫之力向全欧洲的权势宣战。路德的信仰、眼界和勇气,使得整个西方的文明与宗教信仰受到冲击而改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公然单独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抗衡,且始终没有低头。作为历史的学生,我们应向他致敬。

  第二,路德与许多其它改教人士,都是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改教虽是群众运动,更是用文字做武器的运动。於是新教(Protestant,即现在通称的基督教,有别於天主教)不仅受到民众的拥护,同时也受到许多知识份子的支持和认同。

  熊:新教对时代的贡献不仅在宗教复兴和群众觉醒,新教与科学革命的渊源也是有目共睹的。一般人都以为文艺复兴是引进现代科学的最大功臣,而基督教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罪人。其实以圣经为中心的信仰,传递了一种以上帝为本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取代了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因而助长了科学的发展。现代名科学家欧本海默和名数学家怀海德(都不是基督徒)都曾著论,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科学之母。英国的皇家学院,初成立时十位主要成员,其中有七个是新教徒。在1663年,皇家学会有62%的会员是清教徒,虽然当时清教徒在英国只占极少部份。

  文艺复兴与後来的启蒙运动都带来自由,而且是人本主义的自由。宗教改革也带来了自由,是神本主义的自由。人本主义的自由以伏尔泰为首,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和後来的暴民政治,以及极权的恢复。神本主义的自由带给人类最大的觉醒,就是恢复了人的尊严,而且是有基础的尊严。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而且人人都有“祭司”的职份,这种世界观带来了英国和平的社会改革。它也是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体系的基础。它影响之深,是许多不熟悉西方历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

  苏:这一观点,薛华(Francis Schaeffer)在引述Jacob Burckhard(1818-1897)《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一书时也有提出。他还认为,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和南部的文艺复兴之所以不同,原因就是:

  “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人没有办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无从得到绝对;北部就不同了,宗教改革中的人活在圣经真理下,在自由中抓著绝对价值。”(引自薛华《前车之监》一书97页)

  三、廿一世纪--後後现代

  ·时代背景

  苏: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理性主义的发展,从十九世纪步入廿世纪,人类(至少西方世界)的世界观是相当统一的:宇宙是“有秩序”的,“理性”的,而且是“可确定”的。

  但是廿世纪的发展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熊:的确,单从物理学来说,量子物理就使我们对“真理”有突破性的认识。爱因斯坦和波尔让我们了解“光”不只有“波”的现象,它也有“电子”的现象。汤森(J.J. Thomson)发现所有的原子都是由同样的微小粒子(电子)组合而成的。布罗格尼(Lousis de Broghie)也发现,“电子”也具有“波”的性质。

  物理学的刺激,两次大战的悲剧再加上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廿世纪人类的世界观,逐渐从“有秩序”走向“杂乱”(chaos),从“理性”走到“繁复”(complex),从“可确定”走到“不可确定”。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宗教信仰,都不过是文化与环境架构下的产物。甚至连历史也不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权力”应用下,为特殊利益服务的工具罢了。这就是“後现代”社会的景观。

  ·从“後现代”到“後基督教”

  苏:从十九世纪至今,无论从心理学、共产主义、超人哲学或解构主义的角度,都有人极力攻击基督教。可否请你列举几位?

  熊:十九世纪对“组织化宗教”攻击最力的有三个人,佛洛依德、马克斯和尼采。他们深深影响了廿世纪对宗教的思维模式。佛洛依德认为宗教不过是罪恶感深重的人,因需求自我洁净,而强制上帝祝福的一种游戏。马克斯则认为宗教不过是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工具而已。尼采更为犀利,他认为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拥有“真理”的人,都不过是一种“权力意志”,用来操控他人而已。

  其实耶稣基督和马丁路德对当时僵化的“组织化宗教”也有类似的批评。今天的社会对所谓“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对教会,也有类似的批评。在这个“後现代”社会,一般人认为“宗教”不过是一些死的教条,一些褪色的道德律。信徒们不是个性软弱便是心胸狭窄,自以为义,没有同情心,压抑异己思想。

  美国许多调查发现,自1980年“道德多数”运动以来,参加教会的人数显著减少,教会几乎是老年人俱乐部。美国的“一般社会调查”在1996年公布资料说,从30岁到39岁的人,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自1984年的37﹪,降到1995年的25﹪。《华尔街日报》在1994年报导,自1991年以来,18岁到29岁之间参加教会的人数,已从35﹪降到27﹪。这都是以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人没有意识到的变化!

  不但如此,“後现代”的文化潮流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有人说今天的美国,有70﹪的人是对基督“教”有很深反感的。人们对“灵魂”和“超自然”的事有兴趣,对上帝有兴趣,但是对“教会”没有好感。

  哈佛教授Henry Louis Gates, Jr.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平日他尽可能不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不只是个人隐私,更是因为哈佛人视有宗教信仰的人为有“心智残障”。普林斯顿的社会学家Robert Wuthnow也承认,对基督教(尤其是福音派)的排斥,是美国高等学府最大的公开秘密。

  苏:你认为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麽?

  熊:今日的基督教不但已从主流隐退,基督教也在“文化战争”中失势。它所代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再受到尊重。人们以功利取代。教会也多半固步自封,成为文化边缘的团体。

  苏:不仅如此,信徒不但没有领导潮流,反而成了潮流中的一份子。美南浸信会的Henry Blackaby博士1999年5月22日,在葛培理布道团的训练会上叹息说:“问题是,教会内的离婚率与教会外一样,教会内的堕胎率也与教会外一样。甚至赌博的比率也只不过少了1﹪而已。”这样“失了味的盐”,怎能见证基督的品味?

  ·资讯革命的影响

  熊:这廿年来由於“资讯革命”,特别是“网路革命”,引起了资讯的大爆炸。它加快了我们生活的步调,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和我们的世界观。这种变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中空前未有。“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对今天个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有了更深更广的意义。这种冲击造成了社会的失调,有了所谓“数位鸿沟”(digital divide)的畸形现象。

  人与社会,人与家庭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正在进行著基本的改变。支撑两千年文明的一些基本架构已经开始松动。人类已不是在主导这个变局,而是成为这变局的奴隶。君不见网路股票的狂飙?“每日股客”(day trader)的疯狂炒作?

  这种新社会的经济模式,奖励有能力、肯冒险的人,更给了贪婪、自私和冷酷无情的物质至上者丰富报偿。它助长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这种力量强而有力,许多社会的常规都被打破。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社会失控的危机了。

  ·廿一世纪的前瞻

  苏:从“後现代”到“後基督教”,从“资讯革命”到“高科技挂帅”,我们已到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转折点。表面上,人类是乐观的。高科技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我们的自由度增大了。然而,因为人与人的距离愈远,我们在逐渐拆毁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互信、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快速地进入一个反人性的漩涡。我们将承受这种力量反弹的效应。

  熊:廿一世纪的人类必然会从这种高科技文化的迷梦中觉醒。他们会寻求超越个人私慾的生活价价。他们将从孤独中回头,寻找一个可归属的社区。他们将寻求一个不变的永恒、一个真实的信仰经验、一个值得献身的目的。他们虽然不爱教条和说教,但他们内在的饥渴将不容许他们当机器的奴隶。

  他们渴望接触到爱心的关怀,他们需要听到有实质内容的教导。他们将转向谁呢?他们将重新发现基督耶稣是他们的答案。Gordon Rupp说过:“十六世纪的人难以设想没有基督的信仰,廿世纪的人却认为基督教已失去时代性。”或许,这两个世纪最大的差异要到廿一世纪才能弥补。

  ·教会的使命

  苏:为了领导潮流,为了掌握时代的脉膊,教会不能只是一些寻求心灵慰藉的难民收容所,也不应只是一个看法相似的人的俱乐部。教会应当深刻了解“後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教会应当用多重切入点寻求与他们对话。

  更重要的,教会应当打破传统的框框,著重训练一批能照亮黑暗的门徒。就像保罗所说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疪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熊:基督的信息并不仅限於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更不是要与政党挂钩。基督徒应当推崇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表现对社区真正的关怀。基督教不是一个怀旧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叫人跟随基督、打破框框向前走的信仰。英国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都活在缺乏想像力的咒诅中。”(We are condemned to live out what we cannnot imagine.)我们期望廿一世纪的基督徒能更积极使用他们的想像力。

  苏: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基督教如果不能深入知识份子当中去,就很难有持久的影响力。基督徒不可视知识份子为仇敌,因而产生反知识的冲动。廿一世纪的知识份子仍将寻求生命的意义与生活的智慧。基督徒应深切体会基督信息的时代性,寻求优势的切入点。有实际内涵的教导与挑战,是会受到人们真诚的回应的。

  熊:应当认识潮流,但我们更应当有洞察力地批判和影响潮流。这工作是艰巨的,但也是必须的。基督的教会啊,你准备好跨出这新的一步吗?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一世代最需要的,就是有一批有情、有理、有灵的人,回应基督的呼召,走今日的十架道路。基督信仰对今日最大的意义,不是增加许多教徒,而是活出一群像基督的门徒。□

  注:文中参照多本书籍、杂志。包括:

  1 中文版《基督教二千年史》1971,陶理博士主编。

  2 Franis Schaeffer,“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中译本《前车可监》

  3 Leonard Sweet,“Soul Tsunami”(1999)。

  4 Stanley J. Greng,“A Primer on Postmodernism”(1996)。

  5 Nu Sojourners Magazine,1999年7-8月号,9-10月号。

  6 Leadership Magazine,1999年秋季号。



上网时间: 2002-11-08 
来 源: 《海外校园》3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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