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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困境与文学
作者: 傅翔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谁能指出我们生活的实质?
                      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动荡和革命的时代,我们天天处在焦虑、痛苦、绝望之中。面对信仰的缺席与精神的迷失,我们被抛到旷野倍尝孤独与愤怒。怀疑与反叛的大旗已经被高举,古老的人生哲学及文化传统纷纷碎裂。我们渴望破坏,也渴望堕落却没想到由此失去感觉。我们的精神早已空白一片,麻木的灵魂早已失去了神圣的向往。在这样一个全球性通讯以及无止境的思想多元化的世界里,我们寻求我们自己。我们被卷入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相冲突的旋风里,我们渴望对这个世界及我们自己有更深刻的理解,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寻找:给时代定位
  没有人会告诉我们前方的路会怎么样,也不会有人告诉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到底怎么回事。面对这样一个迷惘丛生的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逃避对生存的正视。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这个时代永远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真正成熟的绝好的时代。它不仅提供了人们客观成熟地反思的条件,而且也为人类走向另一个辉煌准备了思想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历程,除了早期古典时代曾给我们一些文明的遗迹之外,其它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绕完了一圈,在思想上,它甚至已提供了人类完整的脉络。早期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关于人类五纪的预言似乎也正令人恐怖地兑现。
  即使不从这意义上说,历史的两极摇摆在这个时代更像一个站立在十字路口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他现在面临的不是因为每条路陌生而无所适从,而是因为每条路都走过而不知该选择朝哪走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由于对每一条路都心有余悸,因此他只能停留,只能迷失。因为没有别的路,而且对走过的每条路已经充满了恐惧的成见。

重新走过与发现
  对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它们的尴尬与危险,它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那种迷路人的危险。问题在于,面对这样的危险而得不到引导必将导致一种可怕的毁灭,也就是说时代对自己命运的死亡宣告。
  这种宣告也就是人类思想的彻底死亡,伴随而来的也就是人类自身的末日。历史的循环演变同时告诉我们,人类远没有达到终结,只要人类付出自己的良知以及自己的灵魂去寻求,他必将找出一条崎岖但却通向光明的路。
  这条路也许是原来的,但它一定是被重新阐释与重新发现的,因此,它注定与原来走过的路有根本的区别,这实际上是一种新质,也就是说是一条新路。但由于它是在重返的过程中得以新生与发现的,因此它同时又是一条旧的路,至少在主体意义上说,它的根基未变。
  从这意义上说,我们期待未来的一种新解,但同时我们不能逃避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这也就是这篇文章要做的努力。以下的描述与剖析不是多余的,至少在结论得出之前,它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历史与时代
  西方习惯把人类的演化分成三个主要的时期。第一个长达几十万年,那时人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基本生存所需都得仰靠无常自然的鼻息。第二个时期大概在公元前一万年开始,这就是所谓人类的农业时代。人类开始安居下来,筑屋、耕地、种植谷物,而且开始聚居一处,成为村庄或城市,创造文化抵挡自然难以预测、无情的摧凌,同时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在这时期,人类开始解脱自然的束缚,建造文化世界,这世界虽是人为的,但与自然仍能和谐相处。在公元前一千年那段时间,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希腊、罗马诸国,几乎同时产生了惊人的高度文化。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工业时代,是伴随着西方近代科技革命而来的。
  这种划分实际上可以简单地概括成这几个字:即自然时代、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显然,这种划分过于粗糙,但它对于人类认识自己的缓慢变化却有很大益处。也就是说,人类本身就是这么缓慢发展的。

雅斯贝尔斯的观点
  相对于这种三分法,雅斯贝尔斯的划分显得别致。他在所著的《哲学导论》中把人类历史分成四个重大时期:
  (一)史前时代:公元前五千年之前;
  (二)伟大文化诞生之后,诸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时约公元前五千年到三千年;
  (三)公元前八百年到两百年间:哲学和世界性大宗教的建立(在中国、印度、波斯、希腊、巴勒斯坦),这些伟大的哲学和宗教仍是今天世界文化的活血;
  (四)科学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始于中世纪的欧洲,十七世纪在思想上构造完成;十八世纪在整个欧洲成为统辖的力量。到二十世纪的力量更是大幅激增;在最近数十年来大大发迹了社会和各国。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寻找到对人类历史影响至深的东西。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的熟悉与否将直接影响我们对规律的探索,而对规律的探索又将直接关涉到我们对未来的看法。
  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从文化史所认识的人类是在第三个时期才定型的。这时人才开始做哲学思考,对自己的历史有了觉悟。同时经过了各种复兴的运动,人类在知识和精神的创造方面的成就愈来愈大。而在人类的第四个时期,一种全新的变化发生了。雅斯贝尔斯把它比喻为人类的第二度的开始,认为其重要性可以和原始人发明工具或是发明用火相比。但同时,他又感觉到我们这时代正经历一场最可怕的大灾难。所有文化传统都被扔进一个大熔炉,可是新文化大厦的结构还没有清楚显现出来。

古典文明的重新审视
  雅斯贝尔斯的叙述实际上指出了古典文明的重要地位,即使是面对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古典文明同样保持着它那不灭的光辉。而对古希腊、罗马以及中国、印度、中东等构成的辉煌的文化,人们几乎没有勇气作长期的面对与寻找。特别是在宗教与哲学构筑而成的坚硬的文化中心,现代人已经丧失了应有的热情。古典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技术有本质上的不同,它靠观察以及长期的经验积累得来,虽然也有计算,但却是初等的。如建筑、医学等古典科技就是这种文明的代表。古典科技文明实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在这种文明的基础上诞生的宗教与哲学实际上都带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即它能够通过对人类本体的智性或超智性的思索来达到人类自身的稳固,以及由稳固走向希望。无论是在柏拉图、亚里土多德身上,还是在老子、孔子、庄子身上,这种伟大的思想力量至今仍在深厚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如印度的佛教思想、中东的基督精神,它们早已成为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由于政治对哲学及宗教思想的粗暴干预与占有,直接导致了这些哲学与宗教思想不同程度地被遗弃了。至今为止,每当我们想到中世纪西方的宗教统治与残酷禁锢以及东方中国那长达几千年的愚昧封建的儒家道德统治,我们就不能不为政治与人为的强意扭曲感到恐惧。确实,一种思想一旦明确地为某个集团的利益或明确地为某种目的服务时,它本身就已经变质为一种工具而变得面目可憎。正是如此,我们可以确实地体会到那曾经出现过的惊心动魄的呼声。不论在“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中,还是在反叛宗教统治与压迫的革命与运动中我们都深深感到了一种对自由的刻骨铭心的向往与追求。
  没有理由反对这种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极端的反叛中,人类把原先美好的东西也一同送进了坟墓。这便正是人类的悲剧,人们在泼脏水的同时,把盆中的婴儿也一同泼出去了。

欧洲的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
  走过了漫长的古典主义时代,享受了源远流长的古典文明,带着一种激烈的反叛姿态,欧洲的人们迎来了人文主义的曙光。由此,启蒙运动开始了。在“相信自己的理智,不信任何权威”的口号下,人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有人际关系都要归属在理性的法则之下,人类以前的历史已经结束,历史现在要由理智来控制并按照人类自由选择的目标定在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在这世界里,人对他的社会、历史及个人存在的一切环境都要实行理性的管制。结果人类完全成功了,但这条路却是单向的和不平衡的。
  确实,在各种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之后,人对世界与自然发展出新的关系,此时在他的思想与文化活动中,人稳定地移向宇宙的中心,形而上学早先在大众意识里所占的地位亦逐渐为各种以人为主角的科学所取代。人不愿再顺应世界或自然的秩序,而要控制世界。时至今日,世界观都只是从科技控制自然着眼所投射或排斥的自然模型。由此可见,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享有如此充分的自由,人们可以避免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约束,个人可以任意决定他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未来。然而西方人或者说启蒙时代以后的人却陷入了各种危机的包围。他迷失了方向,迷惘于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不知道未来的归向。
  对于某些西方国家而言,启蒙时代已经结束,以前高唱响亮的目标现在已经模糊得快要消失了,因为启蒙运动没有发展出任何有效的标准来批判自己的前提和目标。启蒙运动的命运有一个显著的病症:那就是政治与宗教间被歪曲的关系。在一个自觉又不断进步中的启蒙运动里,政治将成为新的宗教。费尔巴哈认为,民主国家便是替天行道的,我们今天正经验到一个奇诡的现象:政治愈来愈宗教化,而宗教却愈来愈政治化。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和宗教相互弥漫甚至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这种发展反应出历史性的民主式国家的结束,它标志了民主式国家对界说性的政治的独占权和结束。
  西方启蒙运动是以解救实在脱出基督教神话的阴蚀为它的雄心大志的。在自然理性的光照下世界会变得明亮、清晰、透明。但这种骄傲的信念到今天所剩无几,现在只寄望终会有那么一天能比今天更透彻地理解实在。

科技:我们知道自己在作什么?
  启蒙运动的自信同时在相当大程度上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近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在相当大意义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及人的观念方式。近代科技是与古典科技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研究问题的方法上,近代科技是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的。它采取分析方法,通过不断的实验与分析,或者靠可靠周密的数学推论来获得新的发现与新的结论。现代人成功故事的最初主角之一的伽利略就是一例,他不仅相信“自然的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借结合经验的观察与数学思考求出自然律。后来的爱因斯坦则更进一步地认为:“我相信我们能借纯数学的模式发现那些能提供理解智能之钥的概念及其间的法则关系。人的经验或许能提示那些数学概念是适当的,是绝大多数的数学架构实用的唯一标准。但创造的元始是在数学身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相信纯粹的思想能攫住实际,如古人所梦想的一般。”显然,在这样一大批科学家开创性的研究新方法面前,传统的观念及方法被抛弃了,特别是在哥白尼及牛顿创立的宇宙新学说面前,根深蒂固的神权思想被打破。这一批中世纪精英用自己的血极大地震撼了世界与人的观念。培根,这位伽利略的同代人以及集历史学家、政治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喊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也即指“科学”,在一个科学思想得以无限扩充的时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非凡影响。毋庸置疑,中世纪末年开始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深刻的工业革命,而伴随着日益深入人心的工业革命,西方社会由此进入了工业社会。
  这个伟大的转折是随着科技的使用而渐渐完成的,特别是在1784年瓦特制造第一部蒸汽引擎而开始的工业革命面前,人类开始大量启用新能源,电的使用更使人类一步登天。而新的运输工具及新的传播工具的更新换代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生活各方面的自动化。现代社会结构由此得到剧烈的改变。

前工业社会的消失
  这种转变在初期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特别是在启蒙运动大肆张扬的理性旗帜面前,人们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无限光明,并对前景充满信心。在科技面前,外在世界是严谨的,也是和谐的,更是辉煌的。由此,人没有理由不对科技充满乐观主义,因为它让人感到享受是无穷无尽的。
  可以理解,在科技与理性的反叛潮流中,人类是寄寓了何等大的期望,期望科技由此把人类带到另一个辉煌世界。毕竟,人类受到的压迫与限制太长太长了。然而,伴随着科技日益深入的变革,甚至危及到自己生活的主动权时,人们就不得不沉思:到底是什么又让人失去了自由?
  这个反思离现在并不遥远,甚至是到了本世纪以后的事。特别是在一大批天才哲学家、诗人、作家的伟大预言身上,我们发现了科技与理性的权威已经丧失。于是,人们才来到了后工业社会,人们才开始展示了对科技与理性的失望与悲观情绪。

商业与金钱的突现
  这种失望与悲观实际上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只要我们对工业社会的实质有所了解,我们就不会盲目地对它抱过大的期望。然而,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往往被现象所迷惑,他们更期望享受一种即时可得的快乐与财富。同时,带着强烈的对中世纪蒙昧的反抗,人们几乎没有思索就接受了这种科技反叛与革命所带来的成就。
  然而,科学的进步带来的必然是技术的革新,而技术的变革同时带来的又必然是工业的突飞猛进。工业的结果则只能是商业社会的到来,也就是说商品及市场经济的繁盛。在过去,人们依靠的是手工业的小批量生产;而到了工业时代,大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则大大地丰富了商品,但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问题。因为大工业必然要鼓励消费,否则就有大量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由于消费的鼓励与刺激,加上商品的越来越便宜,人们的消费空前高涨,而生活水平也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由此可见,商业社会的中枢神经实际上就是金钱,它本质上是一个金钱社会。同时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消费的社会、效益与福利的社会,它需要流通与循环,要通过不断的刺激消费来达到正常的运转,否则就濒临倒闭的危险。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仿佛一架机器一样,一旦运转起来就没有办法再让它停下来。由此,后工业社会的人们真正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危机,这种危机行将爆发是指日可待的。

悲观的过程
  歌德曾经说过:“人类将变得聪明、更有洞察力,但却不会变得更好、更善良、更幸福、更有活力。我预见有一天,上帝不再因它的创造物而欣喜。它将再度毁灭世界,并重新开始一切。”显然,这种警言不是没有依据的,特别是在科技革命带来的辉煌成就面前,这种警告都实在地代表了一种先见卓识。因为我们知道,人类通过科技已经非常强大,它在外部世界的征服已经达到了极限,但在人类的心灵世界,人们却无法征服,甚至连打开的期望都被消灭了。无疑,科技的深入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无根的感觉,人们由于理性主体的失落而被抽空。人们惊讶地发现,科技进一步把人类抛到了三岔路口,旧的已经消失,而新的还模糊不清。
  毋庸讳言,在没有上帝没有宗教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极端空乏。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又一步步地把人类带到了绝望的深渊。当人们知道了人是由500 克大脑甚至是由微不足道的精子、卵子偶然结合而成时,人注定要对自身绝望。而在另一方面,科学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平面化使卑微的人失去了极大的自由。如果说手工业生产还有主人自己的东西与自由以及个性化的创造的话,那么大工业的劳动者则被工厂的流水线禁锢得失去创造性,劳动越来越单一平面化,个性被消灭,人与自然越来越疏远。同样,在日常生活及环境等方面,工业社会亦把一切一样化,高层建筑都一个模样,人们喝的饮料都是可乐,而眼前最大的教师亦都是电视机。在西方人的知识结构中,70%的知识都来自电视,而电视的广告又使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选择的自由。显然,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被科技把持着,包括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只要我们认真解剖内心,我们会发现我们失去的很多。

焦虑与虚无
  雅斯贝尔斯对这种生存境遇作出了诊断,在他看来,人类生存的焦虑感已经拂之不去,时代没有依靠,人们找不到价值定向。同时,精神层面的空虚感带来生命的无意义感,生存受到挫折。弗兰克(FRANKEL),这位维也纳心理学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也对这时代作出自己的分析。他在《存在挫折》一书中对这种生存状态作出了自己的诊断。在他看来,生活的无聊感、生活的空虚感存在于性原欲之中,而性原欲则滋生在生活空虚之间。
  显然,二十世纪是一个“病态的世纪”,这个时代是一个恐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病态已经让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呼吁以及奔走寻求医治之良药。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提出到了下个世纪人类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弗兰克也认为,他的学说目的是治病,使人类完善自己并获得健康的人格理想。他说,人类最大的敌人将是时间。因为在现代科技面前,人类已经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而这许多的时间将使当代人不知如何去花费。
  由此,无聊(langweile)迅速繁生。“无聊”的意思即是长时期停留,而停留即意味着重复,因此人们就产生了无聊。在越来越多时间不知如何去花费的当代人面前,以无聊治无聊的过日子方式都日益加深了生存的危机。生存的空虚同时带来了几乎是性的泛滥,以性取代爱的现代生活只能深刻地反映出当代人生存的极度空虚。因为它不是性受到挫折,而是爱受到挫折。性的泛滥同时还压抑了爱,在文学中这点表现得已经相当明显。

与文学相关的分析
  西方整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已经不需要我再去重述,但简单笼统的分析还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对整个历史以来的文学流派,我们都有必要作一番审视。
  实际上,自中世纪宗教文化出现以来,文学流派中较早的古典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古典主义源于英、法、德等国家,它崇尚和谐与自然,同时亦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因此它相对而言是严谨的。而紧接而来的浪漫主义则发生于德国等欧洲大地,那时力求回到民间寻找某种东西,因此它同时与悲观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到了后来,人们由于走入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进一步深刻发现使人们看到了罪恶,于是出现了以批判金钱为中枢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而它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深受科学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细腻描绘现实方面,分析科学与实验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到了本世纪,文学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并由此出现了现代派文学。面对它一大批理论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明了的,即它被分成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个时期。实际上,至今为止仍然没有明确的界限把它们分开,而为了阐述方便,一大批评论家干脆把它们混成一堆以便叙述。但显然有一点是适合的,即通过特征去加以描述,实际上也确实只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从而把它们隐晦地区别出来。在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个比较清晰的描述来加以概括它们之间的区别。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第一,现代主义是精英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反精英主义。现代主义的作家基本上都出身于中上层阶级,同时接受精英教育,具备一种贵族化的特征,代表人物有伍尔夫、普鲁斯特等。而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则往往经历贫困与流浪,因此很大程度上具备一种叛逆性格。他们对中上层阶级不以为然,甚至用亵渎与反叛来表示自己的反精英立场。
  第二,现代主义作品往往是退避内心的,如意识流作品就是很好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作品则是接近生活的,它是对生活的另一种直接反映。
  第三,后现代主义作品实际上对现代主义采取了解构,它对现代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不屑的。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就在一定层面拆解了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困境。
  另外,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化时期出现的。它体现的是自我分裂的精神与悲观情绪,是一种异化。它没有暴力、强权与压迫,但由于琐碎与平庸、现代化与工业化而体现出巨大痛苦与情感价值失落却真实可见。它体现的是灵魂无法安放的别无选择的处境,因此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艺术。这点在卡夫卡等作家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身上,它则体现成另一种危机。由于后工业社会的产生与形成,信息革命以及超自然的工业环境都使人类危机越来越深刻。人们怀着巨大的恐惧面对着生存的环境,同时也在一次性消费中体验着被操纵的无主流无中心的以及无从选择的深刻的危机。正如詹姆森所说的一句话:每个人身处其中,但每个人都不知在何处。

性的官能症与今天的文学
  时间来到了世纪末,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的阐释,我们已经来到了世纪的边缘。重新面对当今的文学,一个鲜明的标志已经历历在目,那就是文学患了性的官能症。
  由于性泛滥而导致的灾变已经深入到这个时代的每一处角落,性已经从生活中抽出来分裂出来,并成为现代生活与艺术的主要关注对象。过去作为手段来使用的性,今天许多作品对性的描写已经在目的本身的意义上加以使用。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直接以性为目的,它必须用性来填补。由此,文学成了性的演义,它不再是文学,而是妇产科关注的对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人的精神处境是息息相关的,也即说它是可以找到精神上的根源的。弗兰克也认为,人们在性的空虚后存在着一种暴露癖,而作家引进后就成了作品的暴露。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对病人的诊断,病人的暴露癖好在症状的叙述中往往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时医生若由于过瘾与幻觉而未阻止病人叙述下去,那么医生本人也有病,或说也贬低了病人的人性与尊严。正如弗兰克所说,这种暴露癖应当停止,即使病人的叙述何等真实也不必说,因为继续暴露将同时暴露医生无意识动机的肮脏与卑鄙,同时也贬低了人性与尊严。面对这样的事实,作家没有藉口,医生也没有藉口,而审讯员也没有藉口。
  显然,这种从医生的角度引申而来的理论是相当有针对性的。在这个时代,有许多作家一动笔就专门写性,而一写性就没有节制,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是“性的官能症”在文学上的表现。因为暴露是有限度的,赤裸裸的性描写无异于贬低人与人性。
  弗兰克由此进一步劝谏作家,他说,作家与医生都应该区分人性与病态的界限,如果作家染上了这种病,那是作家的问题,同时可以传染人。

最后的危机与选择
  显然,由于一种堕落而导致的非人格化与非人道化已经侵袭了当代人,它不仅来源于当代人的普遍的精神处境,也更深刻地来源于人的选择及主动性。实际上,当代人的生存危机不是精神危机,而是个体即个人的危机,是一种选择的危机。
  在金钱的推波助澜面前,一切环境的安排都让人觉得应该按某种方式生活。而强迫式消费又让人失去了选择的机会,每个家庭的每个角落都大同小异。无疑,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每一个人都被不同程度地重新塑造,直到成为一个模子。生存与生活方式的极其简单化既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痛苦。我们由此看到,幸福感并不依赖于消费,也不在于物质的富有,而是哲学层面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客观外界的。
  然而,面对哲学层面上的无意义感并不是西方的最后阶段,更不是生存的终极需要。面对危机,人们永远不会停止寻求。也就是说,人们感到无意义的同时也即是追求意义的开始。因为说到底,人与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追求的是自然属性,它可以没有意义地活着;但人就不行,他没有意义时就不快乐,他有一种追求意义的意志。

眺望未来
  正如康德所说,人是有哲学倾向的。虽然目前找不到,但不等于放弃。而良心是人类独有的现象,良心就是人类寻找意义的器官。同时,自然律(即存在)与道德律(即意义)的黄金交叉就是人类应该解决的。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关注与寻找重建意义的起点。在危机然后选择、再危机再选择的循环递进过程中,西方不是终结,而是正在寻找。
  特别是在这世纪之交空前扩大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面前,西方正处在哲学意义的思考当中,这种思考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而非占有真理。在当前的一系列哲学流派如罗马俱乐部、维也纳小组及西方主流派当中,它们正以这种批判不断唤起人们的重建。可以预言,在下个世纪。中国一定会主动地和西方一同建造精神的家园,因为哲学说到底是一种还乡,是一种乡愁的冲动,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寻找,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还乡。

踏出界线看中国
  我们若愈熟悉西方文化演进,就愈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线和西方相当不同。因此当现代化浪潮的第一波到达远东时,中国便措手不及地被卷入。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处理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不必费词描述中国所经历的痛苦过程及我们在本世纪所目睹的许多悲剧性事件。现代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对中国文化来说,现代化包括了许多陌生的因素。
  随着近十年的日新月异的经济变革,中国在相当大意义上迎来了真正的工业革命。但不容否认,中国仍然处在前工业社会而不是后工业社会,因为中国的工业革命刚刚铺开。与此同时,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即中国的工业革命是很不均衡的,城乡差别也惊人地大,而沿海与内地亦同样存在不可轻视的差距。由此,我们看待中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就不能过于笼统,特别不能以偏概全。因此说,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就充满了特殊的现象。
  具体而客观地说,后工业社会在中国的一些发达城市实际上已经形成或说开始,因此作为文化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就必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对相当一部分先锋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类似的最好解释。总的来说,中国文学的复杂形态并不是研究者们那么武断或片面可以概括的。
  特别是对于一个有辉煌的本土文化的中国而言,它显然不能和拉美等落后的殖民地民族一样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与文化。因为中国不需要亦不可能从零做起,它不是原型式的也不是殖民式的,它只能在撞击与融合中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文化。
  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开始回归在“文革”中被摧残的中国传统文明。他们力求在传统优秀文化中重寻自己的支柱与信仰。然而,虽然也不乏成功,但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奈与反抗,而且,这种寻求仍然无法给更多的年轻人带去一种精神上的真正需要。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被全然否定的,但它要承担起重建精神家园的高标姿态却显然没有可能。

结论:对未来精神之诊断
  这种不可能很明显地体现在一大批古典文学学者对精神家园重建的态度上。在他们看来,以古典文明传统来维系这个时代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空想,重建精神家园是艰难的。
  相对于此,实际上还存在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渴望从西方文明中找到出路,但在我看来,想要纯粹从文化意义上寻求一种精神的支柱与家园的重建是徒劳的。因为说到底,西方文明的根基实际上源于基督思想与精神,即源于对基督的信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西方精神文明。
  然而,对于心有余悸的西方人而言,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统治仍然是当今西方人重返信仰的巨大障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只有在下个世纪与东方人作彻底的沟通交流之后,他们才能真正正确客观地面对自己那古老的文明与信仰。实际上东方对信仰的热潮已经在暗暗地兴起,而西方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的日子也将很快到来。
  可以肯定:从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主要课题不是政治亦不是经济,而是信仰。因为精神家园是信仰上的,而非文化上的;而没有灵魂的安居,也就没有当代人的希望。未来的精神也就是这信仰的精神,它是东西方携手产生的火花,也是未来世界人类的共同支柱。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充满期待与希望。



上网时间: 2006-11-13 
来 源: 感谢著者惠寄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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