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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与基督教精神
作者: 姜贞爱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摘 要:本文所研究的是曹禺早期作品《日出》中反映的基督教精神,以八段引文分析作品思想。陈白露的悲剧是所有人类的悲剧,八段引文是阐释“日出”意义的积极因素。《日出》的思想内涵包含在八段引文中,它概括了《日出》的主题,交代了作品的题材、剧作者写《日出》的动机、所要表达的思想及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等。
  关键词:曹禺; 《日出》;基督教精神
  
  《日出》是颇难解释的作品。“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诗句,可以作为《日出》的题词,但难以解释为什么“太阳不是我们的”。在剧本中找不着作者的本意,作者也并没有具体解释诗意。这使欣赏者感觉模糊。另一方面《日出》“没有绝对的动作,也没有绝对的重要人物”,作者说,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对于《日出》所要阐明的“一个观念”,迄今为止未得到明确的解释。因此,对该作品评论界常常引起争议,至今还难有统一的评价。
  “陈白露究竟是怎样一个典型,这是关系到《日出》整个评论的问题。”[ 1 ] (P. 10)《日出》“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剧作把必然崩溃的人的悲惨境遇放在幕前,如罪恶、贫穷、疾病、死亡等。另一方面在幕后暗示着一个充满阳光的新世界。
  《日出》借基督教思想来思考人类所盼望的真正的解放进程和完全消除掉人类所造成的各种弊端的理想。由一段《道德经》经文和七段《圣经》经文构成的八段引文,是阐释《日出》意义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当代宗教学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至1979 年才得到解放。此年宗教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可以讨论、分析、研究了。[ 2 ] (PP. 208~211) 过去研究界忽略了《日出》八段引文的宗教性质,对它的研究很少。本
  文试图以八段引文来解释《日出》的中心思想,考察在陈白露形象中所反映的人类的危机。
  
  一、陈白露形象反映的人类悲剧
  陈白露在无家可归的虚无、悲观、绝望的情绪中体验着无神论思想之下的人对自身的认识。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使人感到在精神上失去了依托。尼采的无神论思想把人类所拥有的最后一个精神领域给毁灭了。随着中心秩序的瓦解,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各种思潮勃然兴起,精神流浪成为现代人的命运,人们忍受着灵魂漂泊无居的痛苦。
  尼采所说的“无家可归”,正是对世纪末人类心态的深刻概括。而这就是陈白露的命运,在她的危机中所呈现的人类困境。《日出》本质上是一篇以抒情为主体的悲哀诗歌,是对陈白露无家可归的哀伤和孤独的咏叹。没有真正的家的陈白露,对自己灵魂的家园有着不舍的探求。前方不存在自己的宿地,所以她在心灵中体验着无穷的孤独,无法接受一个漂泊无居的现实。
  《日出》把人的自由与意志联系在一起,探讨人的意志在自由实践中的作用。剧中人物并不清楚自己的意志目的与方向。对于人的意志,西方现代主义主张人应该寻求欢乐,满足肉体的要求。它否定灵魂的存在。叔本华是意志论哲学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的命题,认为“意志”是人的本质,也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冲动和欲求。
  人的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难以满足的。人一旦由于满足而减少了欲求,无聊空虚就会接踵而来,而每一满足又是新的欲求的起点。所以欲求是无止境的,从而造成痛苦。人在艺术观照中得到的解脱,只是暂时的解脱,有时甚至只是瞬间而已。要得到永久的解脱,要彻底否定生命,就要走禁欲之路。因此“自杀是对意志的最强烈的肯定”[ 3 ] (P. 546) 。叔本华把生命的原始动力归结为永无止境的本能欲望,而人永远处于失败之中。基督教则认为人失去了上帝的管辖,就会失去人自由意志的方向。人有意志自由和选择自由。人的意志面对选择。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的能力,它本身并不是罪,可是它在滥用中导致罪,正如人的始祖亚当滥用了他的意志,结果做出了违背上帝的决定———吃了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一样。以亚当犯罪来说,在没犯罪之先,他是绝对自由的。他的堕落是人滥用了自己的意志。在此意义上讲,是否有罪取决于人如何运用意志。方达生与陈白露观点的对立,体现在自由实践中意志的不同选择上。方达生用自己的意志拉开了被人们拉拢的窗帘。他把幕帷拉开,让阳光射进房里,照亮了满屋子。他依靠自己的意志打开窗户,选择了追求光明。相反,陈白露的自由意志拒绝了面对太阳。“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句话意味着,大自然的太阳永远在我们面前升起来,会投射我们,但我们的意志可能会拒绝太阳。
  第二幕开场时,王福升说明太阳不能进这房子的原因:“反正就是那么一回子事,有老阳儿又怎么样,白天还是那样地睡觉,到晚上才活动起来。白天死睡,晚上才飕飕地跑,我们是小鬼,我们用不着太阳。”即使太阳是曾经存在过的,但她拒绝面对阳光,“关上了灯,又把窗帘都拉拢”,“只帘幕缝隙间透出一两道阳光颤动着”,由此可见,她的意志所选择的是深深的黑暗。
  陈白露是不相信爱情的典型。她与诗人的分手带来两种困惑:一是对爱情的怀疑,二是对希望的怀疑。陈白露因不相信爱情,不愿跟方达生一起走。
  在第一幕中方达生说,“你难道不知道金钱一迷了心,人生最可宝贵的爱情,就会像鸟儿似地从窗户飞了吗?”爱情是存在过的,她热爱生活,满怀希望,但她不相信爱情力量,没有地方能实现自己的爱。这是她心灵矛盾之一。
  不相信爱情,使陈白露更相信自己是永远无家可归的人。她明确地说, “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陈白露真心希望这痛苦的旅馆生活迅速结束。
  但她无法摆脱丑恶的生活圈子。在经济上,她依靠着的潘月亭,已在金融危机中被金八吞吃了。累累的债务成了她的桎梏。曾向她求婚的张乔治不肯借给她钱,并且准备和门当户对的红小姐结婚,顾八奶奶也要跟胡四结婚。她只不过是个旅馆的客人。
  陈白露的悲剧是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希望。她把“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诗句当作真理,把自己托付于“日出”,希望在“日出”的呼唤中,那丧失人性的声音能够重新回响。陈白露始终不明白诗人的“希望”,但诗人对希望的热烈追求感染了她。虽然诗人为了追求一个人的希望走了,但她还牢记着诗人的诗句。
  即使在几年以后,她还是把诗人的“日出”诗当作真理。作者在《日出》中致力表现的是寻找自我的主题。渴望宿地的心灵、不相信爱情、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希望、对死亡的认识,这些是陈白露的困惑,也是对整个人生世界的危机与体验。陈白露表现出来的精神的复杂性、人的深层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两难处境,也是《日出》所描摹的“日出以前的事情”中那些必然崩溃的人类的悲惨境遇。
  二、“日出”意义与八段引文
  《日出》的思想内涵包含在八段引文中。它概括了《日出》的主题,交代了作品的题材、剧作者写《日出》的动机、所要表达的思想及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等等。曹禺说, “《日出》引的老子那段话只是借用来概括主题,而不是全部概括,因为后边还引了一大堆《圣经》上的话,全部引语放在前面,是想起代替序的作用,那时我不想写序”:
    我该写一篇长序..唯一的补救方案就是我在《日出》前面赘附着八段引文。那引文编排的次序,都很费些思虑,不容颠倒。偏爱的读者若肯多读两遍,略略体会里面的含义,也许可以发现多少欲说不可能的话,藏蓄在那几段引文里。(曹禺《日出?跋》)
  这不能不让人疑问:“第一,题辞自序的逻辑序列究竟是什么? 第二, 引文包含的欲说又止的话是什么?”[ 4 ]
  第一段指示该剧的主题。《日出》的主题是顺应“天之道”。剧作始终不正面提出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只通过“天之道”暗示一个合理的、公允的、平衡的理想观念。“损不足以奉有余”是由人类自身的罪性造成的。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金钱的贪欲,金钱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如老子所说的“天之道”般的社会平等是人类永久追求的理想,但人性的竞争、占有本性使之永久不能实现社会平等。
  在剧中,人物的悲剧不是命运悲剧。剧作所反映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生存形态既是地地道道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写照,同时,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会不断演化出各种人类的悲剧。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人生的诸般现象。
  第二段指出该剧的题材。人的各种“邪僻之心”组成《日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的一个横断面。
  “邪僻之心”指人类堕落以后腐朽的本性,剧作描写了“邪僻之心”对人的残害,展现出“邪僻之心”扼杀人性的罪恶。金八、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胡四之类人的不道德的行为都根源于“邪僻之心”。
  第二段列举的是《圣经》中罗马社会常见的各种罪恶,本质上是与《日出》旅馆所呈现的各种罪恶相同的。这段《圣经》引文是公元57 年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中的一部分。保罗所提及的不是一张罪的清单,他只不过随便举了几个例子以说明人类罪本性的光景。他以当时罗马社会现象为例,列举了当时在罗马社会常见的各种丑恶现象,说明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全人类都具有这样的罪本性。
  人的各种犯罪,并不是由于不知是罪而犯,而是明知故犯。所谓“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并非指神使人犯罪,意味着犯罪是人经过了理智的判断后,决定走向恶的行为。作者在结尾通过张乔治的噩梦,让这所大旅馆坍塌,以此审判了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他们的毁灭是自食恶果。
  第三段体现了作者写《日出》的动机。先知们的道精神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因为他们发现了真理,所以才把宣传真理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段《圣经》引文是耶利米先知面对当时犹太亡国的预兆发出的内心独白。耶利米先知①是为“不肖的子孙开了大路”的先知。曹禺借着耶利米强烈的语气来表达发自肺腑的民族忧患意识、救世精神。
  曹禺写《日出》的目的是“为不肖子孙开大路”。他说,“我流着眼泪,赞美着这些伟大的孤独的心灵”, “他们怀着悲哀驮负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肖的子孙开了大路”:
    诚如《旧约》那热情的耶利米所呼号的,我观看地, 地是空虚混沌; 我观看天, 天也无光..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曹禺《日出?跋》)
  曹禺看到了社会“一件一件不公平的事实”,认为这样下去必得灭亡。他回顾,那时他“如一个热病患者,在情绪的爆发中,摔碎了他最心爱的瓷马、瓷观音等他母亲给他买来的护神与玩物”。对黑暗现实按捺不住的愤怒、痛苦和悲哀,使曹禺产生了非写不可的强烈的责任感。
  作者把拯救意识寄托于方达生身上。方达生不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他以拯救不幸的人来肯定自我的伦理价值。他试图拯救小东西,要感化陈白露,要从黑暗现实中把人们拯救出来。我们要考察的是方达生的力量是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这个黑暗的社会。作者在剧中显示,“好心人”不能拯救社会。方达生要拯救小东西,却无能为力,要感化陈白露,“白露笑了笑,没有理他”。作者讽刺了方达生。作者说“讽刺的对象是我自己,是与我有同样书呆子性格,空抱着一腔同情和理想,而实际无补于事的‘好心人’”。作者清楚地交代:“我怕我的幼稚又使我有些偏颇,而技巧的贫弱也许把读者的注意错引到方达生身上去,因而令人以为这样的男人便是《日出》中的希望的人物。”可见方达生的观念只是作为该剧的道德理想。我们从方达生身上① 耶利米因为转达神的信息而被人离弃,渐渐被群众厌弃,最终被毁谤为卖国贼。他被禁锢,有生命的危险,却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
  看到的是观念的力量。方达生以不妥协与罪恶,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结果他的观念却促进了各方面的推进。
  第四段是该剧之指导思想。《轴号》的内容基于第四段“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日出》嘲笑了没有劳动而获利与以野心来谋利的行为。另一方面它暗示劳动作为一个通向光明的希望,强烈地表达了重视尘世、承认今生的工作态度。《小海号》构成一串象声词和叹气词,吟咏劳动者的愤怒和痛苦。
  两首歌内在的共同意义是世俗生活的责任,就是劳动。《小海号》和《轴号》之间的元素阐明了“日出”的思想内涵。
  《日出》的主角是要劳动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历史演变中不变的、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如黄三省、砸夯劳动者等个人角度看,这一点是无知的。劳动尽管是必要的自然条件或法则,但总的来说是强加于人类的,不是强加于每个个人。作者说:“我硬将我们的主角推在背后,而在第二幕这样蹩脚地安排”,以“那些应有光明的人们”、“那帮高唱着夯歌的人们”、“他们身上”、“小工们”等复数来指示以劳动为自身目的的人们。
  第五段提供了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日出》里“有钱人”形成一个“吃卖命”的党。陈白露在第一幕中要把小东西藏在房间里时,王福升说,“他们成群结党,手里都有家伙,都是吃卖命的”。金八是“这个地方的大财神,又是钱,又是势,这一帮地痞都是他手下的”。不仅是金八,而且是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胡四、李石清、王福升都属于金八手下“吃卖命”的党员。作者借助经文,称呼众人为“兄弟”,劝勉大家彼此相合,表明对于贫富不均、社会分裂危机的看法。
  “彼此相合”是理想的道德形态。《日出》幕后强调的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生活乐趣的享受等诸种因素,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动机中寻找其意义。基督教不以赚钱为人终身工作的目的,又不以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的目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主张,履行职业劳动的义务是博爱的外在表现,以对邻舍的爱来还报上帝对自己的爱。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对邻舍的爱、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5 ] (P. 60) 劳动分工之下承担的劳动迫使每个人却为他人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必须是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
  第六段指出“日出”的真相。据本段,剧作所暗示的“光”即是耶稣基督。基督教认为一个污秽可怜的罪人,蒙上帝的恩典,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而白白的得救。“白白的”、“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缘故”,这些词句表明,人本来是不配享受上帝之光的。但如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有都犯了罪的人,因为,相信耶稣都可以被上帝称为正直、公义的人。这全依赖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以高贵的代价换取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流血赎罪。因此耶稣被称为“照亮世界的真光”。
  上帝的恩典是为普天下的所有罪人预备的。在《圣经》本段之前,有一个在类似《日出》中发生的翠喜之类女人的故事。一些伪善的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女来问耶稣, “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明知他们的诡计,这质问是个陷阱。耶稣若主张遵照摩西律法把妇人处死,可能会抵触了罗马律法,因罗马巡抚有处刑权;若建议将妇人放走,则明显违背摩西律法的要求。他先是弯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然后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她。”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污,良心自责,都觉得自己没有先拿起石头打人的资格,于是从老到少都溜走了。耶稣问她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没有。”“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对妇人的话,固然显出对罪人的恩待,但他绝不纵容罪。这是公义和慈爱完美的统一。这妇人从耶稣那里得到的生命是一种恩赐,是一种天国神圣之光对罪人的投影。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日出》中翠喜这类人也能够获得怜悯。神对罪人的慈爱就是扫除各种罪恶里的黑暗,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旧约?己赛亚书》第九章第2 节) 。
  第七段引文,以死者的复活希望来表达人类令人兴奋的希望。克服死亡是人类永远的希望,因为盼望一个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使人接近坟墓的不确定的未来。在剧中作者以“一个腐烂的阶层的崩溃”描写了死亡。曹禺在《日出?跋》中说:
    倒是陈白露看的穿,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便“睡”了。这个“我们”有白露,算上方达生,包含了《日出》里所有的在场人物,这是一个腐烂的阶层的崩溃,他们———不幸的黄省三、小东西、翠喜一类的人也做了无辜的牺牲———将沉沉地“睡”下去,随着黑夜消逝,这是不
  可避免的必然的推演。
  作者想象,死了的人们可以再生起来:
    ..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起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搂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起来! 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曹禺《日出?跋》)
  基督教认为死者的复活将在所有人身上共同发生。作者用“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起来”、“新的血”、“新的生命”等,以比喻的方式表达这种希望。这种复活之信念,突破了以死亡为终结的在《日出》中不确定的未来。
  第八段引文,指出作者追求充满阳光的新世界。
  《日出》以新天新地乐园为人类的归宿,这里生活的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伟大的未来。作者说,“《日出》写完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但也只是暗示着”(曹禺《日出?跋》) 。
  《日出》全剧的结构与“日出”的意义是不相关的。虽然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人的悲惨境遇,但仍然牢牢抓住了对人的希望,靠神的恩典探讨污秽可怜的人生此岸生存的权利。《日出》中的悲剧和贫穷、疾病、饥饿、淫乱、暴力、死亡等不可分离。作者相信那过去被现实生活所拒绝的东西,在“新天新地”中却能够得到永远满意的生存。新天新地是整个人类与宇宙无限广阔的空间。在那里,生存与死亡、社会与自然、灵魂与肉体、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已经失去界限,由短暂的事物进入永恒,有形的世界向无形的世界转换,对立的双方融为一体,人能够保证自己感到满意的生存可能性即永远的“日出”状态。
  天国神圣之光在人间的投影,是基督教神学美学的主旨,也是《日出》的主旨。曹禺说:“太阳会出来,我知道;但是怎样出来,我却不知道。我在前面引的那八段引文,就是说明这个道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必定毁灭,而‘新天新地’是一定会出来。”[6 ] (P. 143) 作者写《日出》的动机是“毁灭这罪恶的旧世界”,同时“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作者彻底否定现实社会的一切,把人放在无法脱离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囚笼和人生死亡的终结的境遇中,在“日出”题辞中寄托了变革人生的社会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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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曾广灿,许正林. 曹禺早期剧作的基督教意识[J ] . 文史哲,1993 (1) .
  [ 5 ]马克思?卫伯著,于晓、陈维钢等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6 ]张葆莘. 曹禺同志谈剧作[A] . 转引自田本相,胡叔和. 曹禺研究资料(上) [C]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年1 月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an. 2002
  作者简介:姜贞爱(1958 — ) ,女,苏州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于韩国驻广州领事馆任职。
  [韩国] 姜贞爱(韩国驻广州领事馆,广东广州510000)


上网时间: 2004-07-28 
来 源: 苏州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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