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文化」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如今再提似乎毫无新鲜感。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基督徒，若要有效地将信仰传给这世代的人，我们不能不掌握时代的动脉，明白现今文化的语言。因此，「信仰与文化」的课题永远不会过时。
近代历史的回顾
1951 年理查．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基督与文化》，提出基督信仰与文化之间的五种关系：基督反乎文化、基督属乎文化、基督超乎文化、基督与文化相成、基督为文化的改造者。尼氏尝试从教会历史中阐述他的立论。他虽然认为，文化应指人类活动过程的总成果，但他的讲法不免偏向仅以社会风尚、世俗潮流、意识形态、或哲学概念来代表文化。尼氏的分法固然并不足以涵盖信仰与文化之间全部可能的关系，然而他的书却刺激了教会界，再次重视这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不久之後，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Nida）写了《习俗与文化》（1954）、《信息与宣教》（1960）、《跨越文化的宗教》（1968）三本书，来探讨文化和宣教的关系。第一届世界洛桑会议於1974 年七月在瑞士的洛桑召开，会中阿根廷学生工作主任帕迪拉（Rene Padilla）批评某些宣教士所传播的不是「纯正的福音」，而是带著浓厚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他的言论使与会者不能再漠视福音和文化的问题。三年半後，福音派的神学家、圣经学者、和宣教学者共三十三位聚集於百慕达的柳岸（Willowbank in Bermuda，1978），针对福音与文化的六大方面课题再展开热切的讨论：启示、释经、传福音、归主、伦理、和教会。这次研讨会的结果汇集成专书《基督教在文化中落实》（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於1980年出版。
1979 年，富勒神学院的教授克拉夫（Charles Kraft）完成钜著《在文化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ulture），剖析信仰与文化之间种种微妙的关系。他的反省不仅综合了福音派过去二十年的辩论，更加上他独特的洞见，当然越过了尼布尔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陈述。由於克拉夫深具人类学的背景，此书特别在语言、沟通、和启示的主题上著墨，带给传统神学相当大的震撼。
1996 年，宣教学教授范恩根（Charles Van Engen）在《建构中的宣教》（Mission on the Way）一书中，也再次阐述信仰与文化巧妙互动的关连性。他的考量是以多元文化已成为今日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为前提，而「建构神学」是无法和周遭文化隔离的。故信仰与文化虽一直是教会历史中一再被炒作的课题，但随著时代的转变，内容却是推陈出新。
华人教会的反思
从十九世纪初，基督教藉马理逊传来中国以降，「信仰要如何融合在华人文化中」一直是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著名的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认为，从文化的层面上来逐渐影响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十分具有策略性的。他自己费尽苦心，精通中国文化，并花了二十五年时间从事文字宣教工作。清末民初，也有不少华人基督徒学者努力调和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最出色的为吴雷川、张亦镜、诚静怡、王治心等人。二十世纪中叶以後，在这一方面较有名气的则为谢扶雅、赵紫宸、章力生、徐松石等，虽然他们的神学立场不一，但致力使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有更多正面衔接点的意图却是一样的。
教会历史学者林荣洪指出，以前华人教会领袖和学者处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时，基本上采取五种不同的模式或立场：忠於两种传统且视为同等权威、文化的和谐、成全而非破坏、文化二元论、和基督教审判文化。其中後四种模式多少有圣经的根据。换言之，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常是单一模式无法完全描绘的。
过去这二十年来，文化似乎是中国知识份子最热衷探讨的课题。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出现了「三信危机」，说穿了，就是文化的危机。这个文化的危机导致了许多知识份子试图在基督教里面寻找答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末期也指出，中国正处於意识形态的十字路口，而他所强调的，正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其实，早在1958 年，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在香港就已发表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指出这一个事实的严重性。但这个问题虽经过了许多年，始终没有解决之道。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沙田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即计划出版一系列的神学著作，以期和中国文化有更多的对话与交流。过去六、七年，加拿大「恩福协会」也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书，目的在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能获得更新。可见得，这是不少华人基督徒学者所共同看见的问题。梁燕城博士在1994 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其宗旨亦在乎此。1998年八月9至12日，大使命中心在德州营地举行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研讨会」，会中邀请了专家、学者和这方面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共四、五十位，一起研思这个意义深远的题目。主题信息包括了「文化与宣教」、「神学与文化」、与「文化学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最後一天，会议的总结报告强调，中国文化基督化的重点是，使基督的救赎成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启示与文化
综观整本圣经，我们明白，神是在文化中赐下启示。启示与情境是不可分的，而情境又是受文化所左右。新旧约的作者十分晓得如何处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他们不会完全否认人类文化的价值和贡献，但也洞悉文化因人类罪性的污染所有的危机。在旧约时代，圣殿的装饰和圣约的概念，其实与邻近的文化相当接近。祭司和王权的体制，也是当时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新约的作者也懂得借用神在一般启示中的资产，来帮助基督徒了解神的属性，并信仰中超越文化的要素。最常被探讨的，即使徒约翰用希腊文化中的「洛格斯（logos）」来诠释基督的本质（约一1）。保罗在雅典的证道，更引用了当时希腊人所流行诗句（徒十七28）。
神创造了人，而人创造了文化。在社会中，人藉著语言和符号来沟通，并且进一步在其中寻找意义。当无限的神向有限的人晓谕他自己时，他首先必须使用人在文化已有的概念来解说，否则人就无法体会。亚伯拉罕生长在偶像充斥的吾珥，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时，他对神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但这个改变乃是像他原有对神的观念作 3 修正。因著神的启示，原先语文的意义发生 3 改变，文化的内容也因而充实。克拉夫曾提出「起始点加上过程」（starting-point-plus-process）的模式，来说明启示与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但无论如何，神总是藉著人当时的处境，开始他更新文化、改造文化、「救赎」文化的工作。
教会与文化
1949 年，卡尔．亨利（Carl Henry）出版了《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他在书中铿锵有力地指出，传统教会缺乏对社会的关怀。换言之，基督教会由於过份把自己孤立起来，结果对当代的文化毫无影响力。由於亨利博士的呼吁，不少基要派的领袖群起响应，结果产生福音派的运动，他的信念是鼓励基督徒献身於改造社会，并和世俗的思潮有更多的对话。经过了五十年，这一股福音派的势力在美国产生了不少团体，热衷於各种公众生活。他们从保守的「流放」观念解脱出来，而这流放观念是基於「这世界非我家」的神学思维（参阅《校园杂志》2001年1/2月「流放的过客」一文，作者为富勒神学院院长慕尔〔Richard Mouw〕）。但是如今，许多有识之士也指出，这种带著早期自由派关怀社会的理念，逐渐暴露了它的神学问题，亦即忽略了「天上永久的家乡」，与基督徒「客旅的角色」。维真大学(Regent University) 的教授寇克斯 (William Cox) 甚至慨道，福音派已经把重心放在今世的事务上，而忘了教会的使命──使万人作基督的门徒。他认为，不少所谓「基督教大学」开始落入启蒙运动时的危机，以人本取代神本。
当我们强调要「走出教会的围墙」，与世俗的潮流对话时，必然要谨记，我们终极的盼望是在基督的救赎里，而不是社会改造。慕尔锐利地指出，过去自由派一股劲儿投入社会与文化中，已经发现若干死胡同，因而转过来强调「客旅」的观念。福音派的教会需要学习，如何在这两个可能的极端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在社会及各种文化领域里有我们的行动和声音，另一方面又谨记，我们真正的家乡不是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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