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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懦与虚无——谈福建现代戏创作
作者: 傅翔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福建现代戏创作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点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而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福建戏剧创作总体质量、地位的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历史戏与古代戏创作越来越难于突破,现代戏承载的意义渐渐凸现出来。如何抓好现代戏的创作,并寻求现代戏创作的新发展,这实际上已经成了福建戏剧创作能否再创辉煌的关键问题。
  我一向认为,一个剧作家能否成为一个伟大或杰出的剧作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现代戏的创作。假若他在现代戏的创作上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那他的地位是很可疑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只有现代戏才如此真实地贴近了我们的生活,并如此实在地引发我们切身的感受与共鸣。我无法想象,一个对现实生活丧失了热情与发现的人会是一个优秀的剧作家。恰恰相反,每一位优秀的剧作家都是与他们对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与独到发现息息相关的。纵览大师们的写作,这点不证自明。
  然而,当我们面对福建剧作家的创作时,我却不得不承认,我们恰恰就落后于此。虽然我们在历史戏与古代戏的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现代戏的薄弱却致命拖住了后腿,就像一个存在先天缺陷的人一样,局部的强壮并不能掩盖整体的羸弱。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福建戏剧创作在近年来体现出的疲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戏创作的薄弱造成的。至今为止,福建还没有出现一位现代戏创作上的领军人物,这是一种尴尬的局面。这种尴尬部分是由历史造成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还在于剧作家本身。
  
 1、生硬与虚假
  剧作家的局限首先表现在对生活的体验与理解上。大部分现代戏的创作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主题与概念先行,非常拙劣地图解生活。在“政治决定文艺”的强大阴影中,在打造时代精品,高唱主旋律的口号下,大部分剧作家在创作现代戏时都不约而同地走入了宣传剧、问题剧与教育剧的死胡同。这样的剧作不仅主题一目了然,而且往往经不起推敲,或者生硬,或者虚假,令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现实生活应该有的事;编凑的痕迹过于明显,说假话、空话、大话的现象比比皆是;人物的语言脱离真实的生活,被莫名其妙地拔高,人物因此显得苍白无力。
  就目前一批较为优秀的现代戏而言,除了个别剧目外,也大都逃不脱这个怪圈。如《东邻女》写中日友谊,《丹桂情》写计生题材,《阿美姑娘》写民族情感,都离不开政策与宣传的主调。而对于《孩子剧团》与《侨乡轶事》,则纯粹是一种教育剧,一个教导我们要学习先烈的光荣传统,学习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战胜困难的精神;另一个则教育我们要“贫不丧志,富不凌人”,做个有道德的人。除此之外,剩下的也大多是社会问题剧,如《擂皮子七七》、《鸭子丑小传》、《戏魂》、《月蚀》、《初春》、《芙蓉镇》等,实际上都着力于反映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某一方面问题。《初春》写的是“文革”后人们思想的转变与觉醒,从而也折射出那段特殊历史对人思想的异化。《芙蓉镇》则直接写那段历史,写人们在那段历史中遭受的苦难与非人的待遇。应该说,两剧都饱含激情,冲突也激烈,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与生动性,并给人深层的回味与思索,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们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印上了伤痕与反思文学的烙印,说到底,也是一种问题剧。
  这些问题剧、宣传剧、教育剧的成功自然是很艰难的,因为剧作家要在这大而泛的主题下寻找细部的人和事来体现。且不说剧作家寻找的艰难,单就如何让这些人物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鸭子丑小传》之所以成功,那是得益于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热爱,他能够把当时那种“红眼病”的农民观察得仔细入微。如果不是这种对生活的丰富体验与理解,不是剧作家对人物生动传神的刻画,那这个剧本就很难站立得住。就从今天看来,此剧的意义已明显不再那么突出,毕竟,问题剧是有它自身的局限的。
  显然,要从一个大而泛的主题出发去创作,这本身就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原则。任何类似于命题作文的形式都是有害无益的,除非你对这个命题有切身的感受。更可靠的办法是,从你自己的生活出发,从日常的生活出发,找出生活中最为生动、最为真实的体验,找出你对日常生活最为本质、有力的概括与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写出具有浓郁生活气息与时代感的作品。遗憾的是,我们的现代戏创作大多都没有触及当前的生活,特别是少有人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严重落后于小说创作的状况显然是令人惊讶的。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我们的剧作家对现实都已经到了熟视无睹的境界,或是我们对生活的把握本身就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呢?
  
   2、浮浅与麻木
  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对生活不够熟悉与了解,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与理解停留在浅表的层面。要么对时代的认识过于浮浅,要么对现实的体验过于麻木。对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现实生活,由于零距离或近距离的困难,我们大都缺乏深刻的认识与敏锐的发现。正如“美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发现”的哲理一样,日常生活中的感动与震撼也需要我们智慧的眼睛、敏锐的触觉。时代的车轮不息流转,现实的光环瞬息万变,如何握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如何领悟现实生活的真谛,这都需要剧作家有自己极为清醒的认识与智慧的头脑。
  在此,剧作家对生活的理解达到什么程度是非常关键的。许多剧作家与普通人并无二样,过的是得过且过的日子,说的是毫无意义的无聊话,忙的也是些不痛不痒的活儿,在这种人身上,你又能获得什么样的人生启迪呢?显然,一名作家仅仅写出这种生活是远远不够的,他要做的应该是发现生活背后的意义存在,发现那种足以引发人们深思与行动的智慧总结。人人都过着一样琐碎而平凡的生活,关键的是你能否出示你对这种生活的理解与发现,你能否超越这种庸俗而无意义的生活,进而呐喊与呼告,甚至指明一条道路,而不是对生活的无知与麻木。
  然而,能够达到这一步的剧作家是很少的,这样的剧作家首先应该是对存在极为敏感的人。正是因为对人类存在与意义的永恒发问,我们才真正拥有了开启生活奥秘的钥匙,我们对时代的认识才能准确与深刻,对现实的发现才能敏锐与独到。如《威尼斯商人》的生动与准确,如《窦娥冤》的控诉与呼告,如《等待戈多》的无奈与荒诞,便无不是这方面的铁证。
  再以《山花》为例,作家对那个特定时代的认识是相当准确的,时代气息的把握也很到位。作家并没有从理念出发,她抛开了一般作品对革命题材的表达方式,而直接从生活出发,通过一群妇女的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让我们在贴切可感的生活场景中感受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非常巧妙,也非常生动感人。剧中人物着墨不多,可极传神,活脱脱地写出了农村妇女的爱与恨,写出了她们极为细微的内心世界。应该说,此剧的成功就在于摆脱了主题的牵制与束缚,而还原到真正的生活中来。它不仅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深刻而准确的反映,而且对人物的生活与现实有敏锐独到的发现。整剧选材极为精巧,也很艺术,剧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单纯,冲突集中。显然,这是中国戏剧创作的新收获,也使福建现代戏创作走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
  
 3、怯懦与保守
  遗憾的是,像《山花》这样的剧作却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情况是,剧作家缺乏发现与创新,没有勇气面对严峻的现实与琐碎平庸的生活。而即便是《山花》,它离我们的生活也毕竟越来越远了。处在这样的境况中,我们才真正发现,原来我们最缺乏的是勇气与创新的精神。
  俗话说,凡事都需要勇气 ,而创作更不例外。只有勇于冒险与探索的人,他才能真正走在时代的前沿,引领着时代的先河。艺术正是在披荆斩棘中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元的。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吸着艺术思潮的新鲜空气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正是勇敢者开拓的疆土?显然,没有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艺术终将停滞不前,而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黑暗与苦难,我们就不能感受到真、善、美的震撼。良知是勇敢者的利器,它可以穿透黑暗与邪恶,同样,爱心是勇敢者的盾牌,它可以抵御虚假与冷漠的漫延。当我们不再怯懦,不再瞻前顾后与谨小慎微的时候,我们创作自由的到来才会变成现实。
  至今为止,关汉卿依然是我们需要仰视的形象。一部《窦娥冤》写尽的是作家的勇气与傲骨,他与朱帘秀的传奇在另一个版本中又成了许多人竞相吟咏的美谈。同样,一部《西厢记》传达出来的是现行社会中封建礼教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作家勇敢地举起讨伐的大旗,强有力地控诉与揭露了现行社会制度的罪恶与黑暗,歌颂了对美好、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相比而言,我们的现代戏创作却有着太多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要么是政策的乏味宣传,要么是扳起脸说教,要么是机械地反映一些不痛不痒的社会问题,总之都缺乏自己的东西。
  这种集体的发言显然是无法给人深刻印象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创作只能是个体的,只有赋予个体以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这种创作才有存在的空间。人言亦言制造的是垃圾,只有自己的发现与探索才构成创作的根基与生命,而这一切恰恰是创新的前提与基础。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作家一定是极具个性与勇气的人,因为,正是这种个体人格的释放带给他创作的自由境界,从而给他作品带来新与异的特质。
  求新与求异应该是我们作家永恒追求的目标,正如一个人要证明自己与众不同一样,他首先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怯懦与保守只会让我们停滞不前,而对新与异的东西嗤之以鼻。继承传统并不意味着固守不变,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传统,并在传统中吸取精华,进而找到一条更有力的途径去突破,去超越。继承必然是以创新为目的的,若不如此,这继承就不是继承,而是摹仿与复制,是一味地固守与膜拜。这样的结果,我想不会是“夜郎自大”,也只会是“闭关锁国”的悲惨遭遇。
  实际上,我们的现代戏创作最缺乏的就是勇气与创新,这点在众多的小戏小品身上又特别明显。其实,许多剧作家都不缺乏生活,讲起现实生活中的事来也娓娓动人,慷慨激昂,可为什么,他们就写不出让人激动的剧本呢?显然,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进入到一个自由抒写的空间。面对现实生活,他们有着太多文学之外的顾虑与担忧,有着太多的羁绊与限制。而归根结底,其实又还在于一种先天奴性的怯懦与唯命是从,是羸弱的文人性格的延续。
  正是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亦步亦趋、因循守旧,别人写什么成功了,写什么没问题,于是我也写什么,大都换汤不换药,千篇一律,令人生厌。
  
   4、冷漠与虚无
  这种状况的持续显然严重地制约了整个现代戏的发展,它导致的结果是极度的冷漠与虚无的无限增殖。不仅对生活与真实冷漠,而且对苦难与黑暗冷漠,在这巨大的冷漠中,我们看不到真实的生活,看不到对苦难的同情,更看不到对黑暗的揭露,对罪恶的控诉。
  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片光明,现实的苦难与罪恶也时时发生,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一双俯视的眼睛,是否有一颗充满良知与爱的美丽的心灵。在面对黑暗时,我们是否承担起作家的责任与使命,而不玷污这份神圣的职业。
  在这样的世代,物质与金钱的追求霸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我们洋洋自得地享受着物质的巨大收获与功成名就时,我们没有想到,自私的无限膨胀已经带来了全社会的冷漠,人与人的沟通变得越来越艰难,到处是一片“心的荒漠”。当我们面对邪恶侧目而过,面对苦难没有同情,面对不幸不再有爱……那我们的悲哀与绝望又何其深重呢?而我们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什么都可忘却,但绝对不能忘却对意义的追寻与发问。正是对意义永无止境的追问把大师与庸人分别开来。一部作品也是如此,是否优秀,往往从意义上看就一目了然。对于伟大与杰出的作品,它必然是能给人非同寻常的震撼与智慧的启迪的。名著之所以能给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营养,其中最关键的还在于意义的确立,这意义自然是非凡的。
  从我省的现代戏看来,虽然评论家的指向非常明确,对深度与意义的要求也相当苛刻,但我们还是存在诸多不足。如《山花》,若要吹毛求疵的话,我首先就会放在意义的探讨上。本剧结尾时,秀娘由于七姑的榜样而获得了转变与大家的认可,虽然写得自然,也合情合理,但这种光明的出现还是略显老套与不真实,而且故事发展的节奏被打破,突然变快,与前面的舒缓有致不够协调。另外,由于要出现这种转变,前面就少不了要铺垫,从而给人巧合过多的嫌疑,让人觉得有编的痕迹。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落套的歌颂与升华式结尾并不是前面剧情所要表达的意义所在,从而在意义上出现了局部的分岔与矛盾,也使意义更加不明。再如《擂皮子七七》,也是由于追求完美结局,意义被很大程度削弱了。若能以“七七”为另一种新时代“等、靠、要”的典型结局,那无疑将更深刻得多,也更引人深思与感叹。就像阿Q一样,他那临终时极为经典的一个动作与一句话就极为形象地照亮了前面所有的言行。这不仅是主旨上连贯的需要,也是人物自然发展的结果。假若放在今天,我们注定又会把阿Q当作有觉悟的革命志士来写,非得给阿Q一些思想境界上的升华,从而给读者以希望和光明。这样的结果自不待言,单就意义而言,它实际就等于把前面的努力全部解构了。
  我常感到惊讶与不解的是,剧中人物应该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他的任何变化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性格逻辑,遗憾的是,我还是经常看到许多人物转眼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有时这个人又被吊在空中,思想境界高得吓人。这种致命的缺陷在小品小戏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即便就是一些优秀的现代戏,这种情况亦不同程度存在着。如《丹桂情》中的桂珍,《侨乡轶事》中的李振堂,《月蚀》中的汉忠,都把人物的思想境界拔得过高,给人“唱高调”的嫌疑,如果能够踏踏实实地从生活出发,从细微处着手,那显然会更真实,更自然,也更感人。
  感人并不是靠拔高思想主题产生的,恰恰相反,要让故事与人物都落在实处,还原到日常生活中来,只有这样,意义的确立才有可靠的根基。丑陋与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过多的伪装与粉饰。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不必为那“光明的小尾巴”而殚精竭虑,也不必强行扭曲人物前进发展的自然轨迹,而直接走入真实与火热的生活,手写我心,那我想,现代戏的辉煌是指日可待的。
   2002年8月10日 福州


上网时间: 2004-05-13 
来 源: 感谢著者惠寄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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