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人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动物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理性，所以人被称为“有理性的活物”；19世纪唯物论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不会；20世纪的语言学家们则认为，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是有语言的活物；幽默大师马克?吐温耐人寻味地说：“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是会笑的活物。”
那么，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他们是怎么认为呢？他们以为：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是有历史性的活物。什么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乃是人有历史性、历史感、历史记忆、历史教训，甚至人有历史观，而动物没有。如果有所谓的动物历史，也不过是人写的，但如果动物自己会写历史的话，那么麻烦可就大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把历史课程修毕！
因此，将人理解为历史性的活物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自从神创造人以来，人就有了历史。而历史就是整个时间长河中所发生事件的总记录。虽然对历史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进行辩论、陈述与思考的，即历史的意义是不辨自明的。因为你相信有历史的话，你还可以分析历史、修正历史、甚至可以采用治史的严谨方法，不论是证实、证伪还是比较、演绎等等方法进行考察与研究；但如果你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或者历史不可知论者的话，那么你连谈论历史真假的资格都没有，历史的修正也就无从谈起；如果你相信真理是存在的话，历史的真相有一天就会水落石出，因为在历史进展的过程中间，真理必然会将虚谎暴露出来。由此可见历史的意义是深重的、是显而易见的。
一 历史可以使人从中得到警戒与提醒
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历史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历史学家们说：“我们决不能和过去完全脱离关系，因为一个世代之所以成为那个世代，无不受到以前各世代微妙的影响”。?? 因为这样的认知，我们也就知道过去，了解现在，至终使我们可以准确地展望未来。只有历史才能告诉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告诉我们现在应该向前看。
我们都知道失去过去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失去身份的认同感，而没有现在就失去存在，没有将来则意味着失去盼望。是历史给我们明确的身份与位置，也是它指示我们应该往何处去。陈佐人博士说得好：“历史的研究、反思与总结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正当世界历史急促迈向第三纪元二十一世纪之际，人类更加需要从过往历史采摘智慧，作为观今世局的鉴戒，未来趋势的指标，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是千变万化、出人意料，充满了吊诡与反讽，但另一方在历史的变局中，过往的成因与观今的变化，总是有迹可寻，历史的延续性与偶发性相互作用，蕴藏无穷的契机，引发无尽的智慧”。?
历史是延续性的，它犹如一条绸带，所以我们从历史的延续性中看到历史具有因果性与相似性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多都能帮助我们去了解历史的教训。
其一，历史的因果性。在历史上某些事件发生与前一个世代某些因素有关，从中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警戒与提醒。正如圣经出20：5-6所说：“不可跪拜那些像……，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哀5：7）也说：“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其二，历史的相似性。我们常云：“历史往往有其惊人的相似性。”这一句话一方面道出了人的无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从历史中是可以找到教训与吸收经验的。圣经传道书1：9-10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因此我们常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正如章力生博士所说的：“历史的意义，非在机械地记录过去的事实，而贵在检讨既往，策励来兹，作为人类的指南针，籍供后世的鉴戒。”又如古希腊哲人普理比斯（Polybius）说：“过去的史实，以及历史教训，乃是人群最好的教育，无上的指南针。”语云：“不知来，视诸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同斯旨。惜世人谨知历史为“后事之师”，却未了悟其所以可作“后事之师”的原由，乃是神在人群历史的行程里，向世人所作的“普通启示”。
??????
故此，每当阅读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我们会感慨万千。一方面，会从中得到警戒，如林前10：11所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另一方面，是要叫我们看见神的手、神的掌权、因而得到鼓励和盼望，如罗15：4节所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在她所写的《为什么要了解历史》一文中说，历史除了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那种意义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自尊自爱之情，让我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走过些什么路。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说：“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的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历史。
二 帮助我们开阔视野，并丰富我们的生活
历史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盲点。所谓盲点就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部分。这个盲点有一个可怕的特征，就是使我们随便说话与评判，而结果常贻笑大方。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有盲点也是正常的，因为作为一个体，我们的经验与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历史的宝贵价值就在此，读历史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盲点在我们身上出现。就如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学者将所有的宗教都当迷信，而一般人将所有的迷信当作宗教；到了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时。人们才看到了真相，我们吸收西方文明知识时，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而产生了盲点；如果当时全面了解西方历史的话，就不会将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哲学家集大成者康德早就说过：“证明神存在很难、很难、很难；证明神不存在更难、更难、更难”；法国大哲学家、科学家帕斯卡说：“心有心之知，脑有脑之知，心之知非脑之知所能知也。”
二十世纪心理学在西方极度化发展的过程中，竟然有大部分美国人不相信有人被鬼附着这一事实，他们认为鬼附身就是精神病；而二十世纪的东方，有着五千年文化渊源的文明古国——中国，一般人则认为，凡是心理不正常的都是鬼附身，没有所谓的精神病。其实这些盲点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翻阅世界通史、世界文明史，就能开阔我们视野，增广我们的心胸。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大过失，是把自己关在“时间上的地方主义”里；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艾克顿（lord? Acoton）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历史不但应该将我们从其它时代不当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还应该把我们从这个时代不当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摆脱围绕着我们的专横的环境，摆脱压在我们身上的空气”。?? 这样看来，历史也必须研究各个时代的不同性，了解它们的偶发性，使我们可以与这种不同性、偶发性对话，才能使我们从所谓的现在与现代人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的研究历史，才能真正给我们一个更广阔的现在，更丰富的阅历，更丰盛的人生。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互相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活于直接的现在，我们也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未来”；? “……全部人类的历史都关系到现在和将来人类的需要，人类史的知识应是一种人类共同的财富”。?? 无疑教会历史更是基督徒共同的属灵的财富。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前发生的事情的人，……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三 基督教是植根于历史的信仰
纵观新旧约圣经，我们可以这样断言：基督教基本是历史的宗教，从本质上看是植根于历史的信仰。上帝把自己显现给他的子民，不仅在教义的大道理中，也不仅在理论的研究里，更是在行动和历史中，在上帝与人建立的关系中。因此基督教信仰不仅是命题性、理论性的，更是位格性的、关系性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中肯定了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真神，而且是是创造历史的神同，即是创造历史的主，也是推动历史与掌握历史的主。
在旧约的启示中，上帝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的父老准备好，把一生所看见的去回答儿童的询问，把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史事重述出来，“有一天你们的儿女们问到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给你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有什么意思时？你们要回答他们说……”（申6：20-25出23：9）；并且藉节期（出12：24-27、13：8-10、利23：24、申16：13-15）、石版（出32：15-16、34：1-4）、习俗（出13：14-16、民15：37-38）、收藏吗哪（出16：32）、立石为记（书4：1-9）等，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保存历史，见证上帝的所行奇妙的事以及上帝活生生地与他们同在，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上帝与犹太民族所立的约，从而能够世世代代生活在上帝所应许的恩典和祝福当中。
在新约的圣言中，更让人看到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建基于历史的事实之上，它于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休戚相关，即是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三十三年做人的经历，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及复活、升天、将来（历史的末了）还要再来。
否认这一历史事实，基督的信仰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和意义。因此，圣经神学所讨论关于历史的耶稣这一命题在正确的信仰告白下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站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这位耶稣，他就是上帝在永恒里所立、在旧约里所预言的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太初之道，为了拯救罪人而介入历史、成为替罪羔羊，成为人类的救主。
因此道格拉斯在《上帝、时间与历史》一文中说：“拿撒勒人耶稣的降生、替死和复活，……这些记载并不是传说，而是确切历史的事实，这是何以教会早期的信经为什么要提到罗马总督彼拉多，信仰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在这里相会，处身于信仰世界之外的彼拉多，成了检验基督教历史真实性的证人。救世主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而是在时空中活生生存在的拿撒勒人耶稣”。?? 基督徒的天职就是在记忆、讲述和纪念这伟大的、奥秘的、真实的基督事件（The Christ Event），认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并将世人引到基督耶稣面前，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主日的崇拜、赞美、讲道和圣礼（洗礼与圣餐礼）、传福音、十字架的符号性象征，莫不是在回顾那历史，增强我们的历史记忆，在恩典和真理中与我们的主耶稣认同。
基督教对历史价值的肯定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上帝就给了我们榜样，叫我们去注重教会历史。他藉路加将使徒们如何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将这一历史事实记录下来，那就是《使徒行传》的形成。最希奇的是从结构上看《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圣经似乎并没有结束，这似乎是意味着历世历代的信徒、传道人要继续跟随使徒们的脚踪，来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成就主的大使命，写下壮丽的历史篇章；不仅是用笔墨，也是用实际的行动。
两千年的基督教历史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伟大的属灵财富，我们怎能不去发现它呢？我们怎能不付代价去了解它呢？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福音派的信徒似乎是接纳了现代人所说的历史无用论，患上了历史健忘症。其实忽视教会历史，就是忽视我们属灵的遗产或宝藏，加拿大维真神学院的创办人侯士庭在《灵修神学发展史》的序言中说道：“基督徒忽视历史的结果便使我们不可能从历代的信徒身上学到任何功课，基督徒有四种基本的责任：其一、将信仰扎根于圣经；其二、对所持的教义有正确的架构，以至我们的思想神学化；其三、将个人的专业与信仰相结合，使我们的思想基督化；其四、对过去的历史有认识，如此我们才能和历世历代的圣徒相通”。?
这段话对我的启迪是非凡的，使我一下子更加明白了使徒信经中所说的“我信圣徒相通”的含义，那就是与圣徒相通不但是与活着的来自于各国各族各方的弟兄姊妹相交，更是藉着阅读教会历史、属灵人物传记，以及其它属灵的著作与历世历代的圣徒相通，从而丰富我们属灵的思维、生活以及生命。弗3：18告诉我们，只有藉着“与众圣徒一起相交”，才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因此，基督徒应该也必须是历史感很强的人，是生活在历史当中，并以历史作为我们认信基础的人，中国教会更是神在中华大地上的奇妙作为，她走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时至今日存留下丰富的历史财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责任发掘并保存基督的教会在中国的历史。
四 历史与文字记录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看，历史乃人类过去所发生之事实的总记录，它是可以传递的，是可以藉文字的记录将它保存、固定下来，免得历史在传递的过程中，以讹传讹，几代之后变得面目全非。观察各国各民族的发展史，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性，那就是每一个民族及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开始总会有一个口传的阶段，到了时机成熟，后一代人中间有素质的人兴起时，就会把过去民族所经历的故事，以神话、传说、寓言的方式，将重要人物按部就班的记录下来。
这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团体趋向成熟的必然举动，因为人是有历史性的活物。旧约圣经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这是我们无需争辩的事实，但在这里，我不仅会问，创世纪圣经的史料从何而来？也许有人会说，这大概是上帝亲自告诉摩西而写下来吧！甚至是像老师报听写那样的记录下来的吧。
这种观点我们在这里无需多费笔墨了，因为在当今的神学界早已经将其否定。那么资料源于何处呢？许多圣经学者都相信创世纪1－11章的内容是口传的，后来才有人将其记录下来，列祖时代列祖们的故事、经历有可能是摩西从父母、以及上一辈那里得知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感动摩西将这些史料与口传的内容笔录于书，创世纪就这样形成了。?? 感谢上帝他不误事，也不误时，《创世纪》的写成真可谓价值连城。如果圣经六十六卷缺了创世纪，我们就不能想象今天教会对人类的起源、堕落、拯救的应许当作如何地解释。
新约四福音书的写作也是如此。初期教会刚开始，圣灵降临在使徒们身上，他们就四处传道，建立教会；当时他们所传讲的内容就是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主耶稣在地上的事迹，亲耳所听到主耶稣的教训，但是，不久使徒们相继离开了世界，其他人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传播福音，在这重要转折时期中，圣灵感动了马可、马太将耶稣基督的事迹与教训写下来，使我们的信仰——基本真理固定下来，可供后人思考、研究与传递，以致基督福音不会被信徒误传与误陈。
上帝更藉历史学家、诗人兼医生的路加用其严谨的科学头脑，史家的风范将耶稣基督的生平按着次序写给我们（路1:3－4），于是路加福音就形成了。《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书最后写成，被称为补充福音书，由主耶稣所爱的、年纪最轻的使徒约翰所写下的，其中的内容大部分是前三卷称之为符类福音书所没有的。
如果主耶稣的事迹与教训，没有被完整的、全面的、多角度甚至是科学地记录下来，在日后几千年的传递过程中我们怎能保证这个福音不会被传得面目全非，变成“四不像”的怪论呢？
更加可喜的是，神拣选了保罗，虽然保罗在使徒中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但神却大大使用了他，使用其以前在大数大学拉比迦玛列门下所学到的知识为神的福音、为教会效力。写下了著名的十三卷书信，用诸般的智慧传扬基督，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１：２８）。难怪有人把保罗列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中，排列在第四名。
不久前，我多次在唐崇怀老师的上课中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年轻人在教会里事奉，要谦虚、要顺服，既使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要“蹲”下来，因为你真正“蹲”下来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会孵出“小鸡”来。他又继续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劝勉年轻一代教牧：“在教会里，不要辞职，宁可被开除，因为辞职没有记录，而开除就会有历史记录，将来你就有机会被平反，或者作为后一代人的鉴戒。”说老实话，开始我大惑不解，等到有一天，我问老人家说：“唐老师，你这一段话我听你说了好多次，你可知道吗？今天中国教会现状你可能还不大了解，我走过中国各省各地许多的教会，发现有信徒名册的教会也寥寥无几，更何况写教会事务录、教会发展史、教会档案管理呢？不仅是家庭教会如此，三自教会也是如此。”唐老师听后露出了怀疑的表情，然后微笑着说：“你知道吗？教会为什么要有详细的文字记录？乃是效法神、学习神。因为神在历史中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资料，让人有轨可寻。”
我们听罢，深感我们这一代传道人、基督徒任重而道远。因为中国教会自从景教传入直到如今大约有１５００年的历史，仅从更正教传华历史来看也将近二百年了，更正教这二百年以来，到底留给了我们什么属灵遗产？令人遗憾的是神学著作、属灵人物传记、解经集、灵修小品也寥寥无几，诸如基督教杂志或刊物之类的，除了《天风》、《甘露》，还有最近几年刚办的不定期刊物《道路》之外就几乎没有了。
中国！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啊！难道就没有像样一点的基督徒吗？我相信，我也肯定的说，有，有许多，特别是最近几年神在大陆兴起了无数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学有专长，其中有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但他们到那里去了呢？他们去做什么了？历史学博士宋弟兄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关于中国基督教史料搜集及保存的倡议》一文中大声疾呼：“目前，中国教会史研究尚处在非常初步的阶段，很难出现深入细致的整合性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缺乏大量全面而详实的史料。我们今天所能做的，是为今后甚至下一代教会史学者搜集并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应该看到时间的急迫性，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尚在其次，口碑史料更已面临抢救阶段，因为教会中的众前辈已届年龄，很多已被神接走，尽快让他们口述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因此笔者以个人名义呼吁中国各地教会有共同负担的同工同道，开始有意识、有使命感地仔细搜集和妥善保存本教会的各种资料，以待他日条件许可的时候为神所用，如此，必可成为中国教会自身建设地祝福，也可为世界各地方基督的教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教会提供助益。”
可见，教会没有文字记录，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则意味着我们没有根、没有传统。历史家记录史事，记下的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的活动。或者，记录教会这个神的家在地上进展的过程。史学家从而可以帮助我们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在那里，使我们清楚了解自己是怎样从昨日走向今日，然后通过今日走向美好的未来。
五 历史与传统
近来我与许多朋友常思想、讨论关于教会传统的问题。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在一次会议上感慨的说：“没有文字记录，哪有历史的轨迹？没有历史的轨迹，哪有宝贵、深厚的传统可言？”。是的，笔者近来在研读陈平原教授写的《北大精神及其他》与闻奇等编著的《清华精神九十年》时，深深感到缺乏传统的悲哀，不论是一个民族、一座学校、一间教会。
然而传统的建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如陈平原论到北大传统中说：“蔡元培对现代大学的理念，一是兼容百家，二是专深学术，此举既关思想，也及教育，百年中国，有独立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任北大进之挥洒自如。康有为之追求速成，乃典型的政治家思路，章太炎之壁立千仞，可以成为文人追忆的目标，蒋梦麟一丝不苟，有能力办好任何一所学校——惟有蔡元培那样的学识、胸襟、性格、才情，方能够胜任建构‘北大传统’那样的伟业”。?? 万物无独有偶，在清华大学历史上对大学传统最富有影响的无疑是梅贻琦，出自他口中的“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名言终于得以施行。自赴任之日起，他便认师资为努力奔赴的第一事，这时期他拜会了许多学者、教授，高薪聘请他们来清华任教，其中有当时享誉世界被尊为学术界第一人的巨匠陈寅恪，有语言学专家赵元任、王力，哲学家名教授冯友兰等，而其他如陈岱孙、金岳霖、吴宓、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潘光旦、张中府等等，都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卓有建树的精英。“学术自由”是梅贻琦治校方向又一高远而独到的见解，有着数十位大师的清华渗透出浓厚的学术气息，出现了“流源共存，百家争鸣”的局面。??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联合而成，成为西南联大，坐落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由梅贻琦校长的带领下，在短短的九年间，西南联大毕业学生共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其中有许多后来成为蜚声国际的科学家和国内著名学者，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美国学者易社强在对西南联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撰文说：“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由于梅贻琦之出任于清华大学校长，清华的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得以长久延续。
面对中国大学的在短短的百年间已建构出伟大的属于自己学校的传统，有着二百年历史的更正教能说什么呢？也许我们会苛刻地批评上一代，甚至是外国传教士。但此时此刻，我们能否冷静的想一想，迟早有一天，有人也会将我们今天所作、所经历的一切称为历史，当作传统。我们只能说，我们正处在中国教会关键的转型时期，我们背负着历史的传统，（尽管前面的传统没有那么深厚），而我们又同时在神的带领下来开创中国教会新的传统。请问，我们这一代能给中国教会添上一点什么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努力，还在象牙塔内，独善其身；在修道院里，不问世事；在牛角尖里，夸夸其谈，我们又有何脸面向我们的下一辈交代呢？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与我一同焦急地说：“我们从何处入手呢？”其实，问题无疑在以上的内容中可以找到答案，也就是我们这一代要特别地重视文字事工，尤其是教会历史方面，更需要我们付代价去搜集，鼓励自己去写，因为一个没有历史感且丧失自身历史的教会，就意味着她是苍白的，失去传统和没有根基的。
结论
也许，今天许多在中国各地的教会无奈地说：“在我们教会几百信徒中，就算是高中、大专毕业的也找不出几个呢？还谈什么文字工作，写什么教会历史？那还遥远的很！”从这句话及以上的谈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文字记录，传统的建构与人息息相关，没有了人，历史则空无一物，文字记录与传统建构也无从谈起。
追根究底，让我们看到，人才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宋尚节博士说：“神造一个合用的工人比造天地还难”。我相信教会今天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像巴拿巴那样有广阔胸怀又具有卓识远见的领袖。
正如古人所言，不是没有千里马，而是需要伯乐把它找出来。其实说穿了，教会也不是没有像伯乐、像巴拿巴那样的人，而是教会信徒整体的素质与教会运作的体制太差，制约了教会的发展，100年前，实践维新变法的一代大师梁启超先生，面对这个沉沉欲睡的泱泱大国时，在其《论变法不得其要害》一文中说道：变法之本在于育人才，人才之兴，在于办学校，学校之立，在于废科举，这一切乃要其大成，要变官制。 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中国教会今日的情形何尝不也是如此呢，面对中国教会“四多现象”（1、妇女信徒多；2、老龄信徒多；3、文盲与半文盲信徒多；4、农村信徒多），?? 面对中国教会体制的改革与人才的培养这些大问题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此刻，虽然思绪万千，我却不能理出一套改变中国教会现状的思路。我只有退到内室里，向主祈祷：“主耶稣啊！你复兴教会就在这些年间吗？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你合用的器皿，正如你兴起当年的大卫一样。”
webmaster@godoo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