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丁果，男，一九五八年生于上海。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留校任教。一九八四年到日本东洋文库做研究员，一九八五年获东京立教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一九八七年进入博士课程，一九八九年进入博士论文写作。一九九二年放弃博士论文答辩而进入加拿大维真学院读神学，一九九四年毕业。目前在《明报》加拿大版任编辑。
一、漂泊人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世界周刊》上有篇香港记者宋丹丹对丁果的报导，标题是《流浪的自由撰搞人——丁果》。这个标题挺吸引我，此前，我零星读过丁果的几篇文章，感觉他的领域很广阔，可是，我不太了解丁果其人，于是，我认真读这篇报导：
「记得去年十一月陈卓愉被加拿大总理克里靖委任为联邦亚太事务部部长不久，我曾打电话到他家，郑重其事地向他推荐丁果。
我认为至少在咱们卑诗（British Columbia）省，像丁果这样对亚太、尤其是对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济、高层政治状况，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发展进行过长期追踪研究的人并不多。
而在此基础上，他还能不断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包括某国对某事应采取的对策。
后来，陈卓愉大概没有约见丁果，而丁果也跑到卑诗大学的维真学院做基督教研究生去了，让许多朋友大吃一惊。
丁果没能人尽其用，只好继续纸上谈兵。
其实，这十年他一直没断写作，无论他身在世界什么地方，思考和写作成了他生命一部分。他在名片上自冠的头街就是：流浪的自由撰搞人。
他的主要阵地在中国（指「大陆」，引者注）、香港、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学术杂志及报刊上……算下来，他发表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已有数百篇了。
最近，他又在研究全球华人的政治融合和文化整合问题——从华人共有的精神危机出发，探讨通过文化整合培植华人的全球意识，使在现代化生活中的华人，确立起一种新的超越历史、地域、政治、风尚和习惯差异的中华民族之定位。」
读到这里，我朦胧感觉到丁果有点自命不凡，而且把自己弄得好沉重。果然，报导的后面有段丁果的自我表白：「我在这俗世中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我这漂泊的人生，从东方到西方，也许将来再回到东方，我一直在寻求跟所有的人对话，跟世界对话，而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后面都有一种人类共通的东西。找到这种东西就找到了人类的希望，以及人生的价值。」
丁果是学历史的，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历史的沉淀，所以，即使能够潇洒地流浪，也比别的流浪者多了些牵挂，好像为了印证我这个感觉，那篇报导的下面附了张丁果的照片：他坐在古老长城的残垣上，背后是莽莽群山……「背驮着长城的流浪者！」我想，这大概就是丁果吧！
后来，我们通了电话，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他来洛杉矶参加《海外校园》主办的「上帝与中国」研讨会，我们才见面。研讨会前几小时，远志明带别的与会者看海去了，我把丁果留了下来。我想把他写进这组神学生的故事。
丁果没有故事，他一开口就是层出不穷的思想，这倒把我搞「沉重」了，我没法把「思想」转化为「情节」。
「丁果，讲点故事吧！」我停下笔。
「嗯……」他略一沉吟，话题一转，「就说说我的自我定位吧！我在哪里？」他的眼睛在镜片后一闪，然后，盯住一个方向：
一九六六年，造反派抄我家，给我冲击很大，我才八岁，却一下子发现人分两类：一类人操纵别人，另一类人被别人操纵，自己无能为力。我本来是个自我主张很强的人，那一天，我发现「我」没有了，我成了别人手上的一件东西。
上了中学，我极力表现自己，我学习好，满足了老师的心情，老师千方百计让我第一批加入红卫兵，一九七五年转为共青团员，我后来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毕业时，面临上山下乡，我想当兵，老师说：你应该在政治上表现更积极些。潜台词是：越不想下乡越要表示坚决要求下乡——这是政治表现。我一下子看到政治的虚伪，纯粹是交易。后来，我去了上海远郊农场。我想读大学，农场要我扎根，大学招生时，领导不让我去，我旷工，躲回上海复习十天，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
上了大学，「自我」意识抬头，相信「自我」追求可以改变命运。但毕业分配时，「自我」又很无力，好像又变回了抓在别人手上的一件东西——往哪儿搁根本由不得这件东西。我考研究生，分数考得不错，但没被录取。学校知道了我的考分，让我留校，我教亚洲史，是文科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很得意，分配时的无力感没有了，「自我」再次得到肯定，而且，趋向「无限」，我开始忧国忧民。
我边教书边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没有成功，我把日本作为参照物。
中国的现代化搞不成功，有文化、制度，人的关系这三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史就是挑战与应战的模式：西人进来了，船坚炮利，迫使我们富国强兵，开始一个现代化过程。可是，我们没有把人放进去，也没有把制度带进来。日本人把西方的制度拿进来了，它引进了民主制度，也引进了管理制度，它讲权威，也讲个人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它重视人在现代化中的作用，重视中长期的战略策略研究，日本的大企业和政府部门往往不惜重金，长期养着一批思想战略家。
我对日本的制度很欣赏。一九八四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日本东洋文库作研究。到了日本，我才发现，日本的制度是好的，但是，人却没有地位。
我认识一位医学教授，他是日本的「精英」。有一天，我们一起聊天，他得意地说：「我每天下班后还有各种应酬，回家总要到夜里一两点钟，我太太在我回家之前，从来不敢洗澡睡觉。」日本女人绝对不能在丈夫回家前洗澡，日本的浴盆是桶式的，洗澡时把水舀出来往身上浇，丈夫没回来，妻子和孩子一般都不能先洗。这位医学教授回家太晚，孩子等困了，有时候他太太就给孩子先洗，安排孩子睡了之后，她一个人等丈夫回家，还不能有任何怨言。
在学校里，我亲眼看见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一边挨打一边「嗨，嗨」地点头。
我带太太去餐馆，服务员上菜是跪着上来的。
我真吃惊：日本一方面有高度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却极端落后。我间日本同事：「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很惊讶我问这样的问题，所有人给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们从来没想过你问的问题。」日本现代化了，但是「人」没有了。我看到日本在走一条「物化」的路，制度的合理并没有给人合理的定位。
中国在以日本或西方为参照，追求现代化，实际也是一条「物化」的路。在这条路上，人失落了「自我」。
可是，我自己也是在走一条「物化」的路，连我的「忧患意识」都涂上了「物化」色彩，我从国家民族的功利出发，强调制度的效率，数字的管理，技术的先进，从这些层次上追求现代化，忽视了人。人没有了，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我处在一个挣不脱的矛盾当中，一方面渴慕现代化，一方面又不甘心被「物化」，我无奈地挣扎，没有力量超脱。我不知道，人的定位在哪里？
二、海滩上的沙器
日本电影《人证》中有首著名主题歌：草帽之歌。
歌词大意是：「妈妈，我把您给我的草帽丢了，我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我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
日本另一部电影《沙器》出现了这样的镜头：沙滩上，一个孩子认真地堆沙，也许，他想推一个想象中的城堡，沙从指缝间汩汩漏下，他堆得很专注，不知道堆了多久，他终于堆起一个沙器。孩子拍拍手，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忽然，一阵海浪涌了过来，剎那间，沙器被冲倒了，悄无声息地流回大海，孩子呆呆地望着沙滩——那儿已经一无所有……
「妈妈，我把您给我的草帽丢了，我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我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生命的沙钟沙沙落下，时光从指缝里漏走了……突然，有一天，丁果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堆「沙器」的孩子。
在日本，他发表过很多文章，他从宏观的角度评论政治、国家关系以及民主国家专政，他抨击社会时弊，尤其针对日本传统和社会问题，弄得日本官方一直在查找谁叫「丁果」。他生命的意义完全在于写作之中，「文章」是他的「沙器」，这个「沙器」却被人生的海浪冲倒了：他的文章并没有为社会问题找到一个合理的处方——在中国，他看到人在不合理制度下的无力，人成了「非人」，于是，他追求制度的改变。在日本，他却看到人在合理的制度下依然无力，人依然是「非人」。
人在哪儿丢失了「自己」呢？人又到哪儿去找回「自己」呢？丁果没有答案。
一九八九年丁果在日本修完博士课程，带着论文提纲到加拿大探亲，他的妻子一九八八年从日本转到加拿大温哥华读书，丁果打算在温哥华完成博士论文。
一到加拿大，丁果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失去了自己。
在中国，他是大学教师，他要为中华民族找出路；在日本，他是研究员，虽然有文化冲突，但凭着他的日文功底，他可以打入上流社会，打工都是高级「工」——给日本的精英做翻译，并且他还要为日本社会指出问题ABC。
到了加拿大，他一切的优越条件都没用了，他不懂英文，连去银行都得妻子陪着。
一天，他鼓起勇气自己去银行，那家银行牌子上写明有国语服务，丁果走近柜台要求使用国语，一位小姐出来接待他，一开口竟是广东话，丁果气得夺门而出！他发现自己一无用处，自己不过像个文化流行符号，在社会潮流中随波逐流，这个符号一旦离开潮流，根本就读不出意义！丁果再次彻底失去了「自我」。
「我是谁？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丁果第一次想到问自己，可是，他没有答案。
「我自己问题的ABC还没解决，就想去解决民族的ABC？」他自嘲道。他的生命问题进入了沉淀期。
妻子带他去查经班，她在加拿大学医，她信了耶稣。
丁果在加拿大因为语言不通，正憋着一肚子气无处发泄，这下，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块挑战的阵地。
有人祷告了，他坐在旁边观察，然后，也闭上眼睛。
祷告完了。
丁果环视着大家：「刚刚我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们是否看见，我很怀疑。」
基督徒们面面相觑，然后，宽容地一笑。
丁果却不肯「暂停」。牧师讲道，他仔细听，牧师讲完，他举手提问。他问得刁钻古怪，牧师和基督徒常常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平静而诚恳地承认：「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回去再想想……」
丁果很得意：「这些人怎能传道？还不如让我去传呢！」回家后，那种得意感就不见了。「怎么这些人一点不觉得被我冒犯？他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急不恼也不动摇，他们的信仰怎么这么牢靠？」他忽然觉得自己输了，至少，在气势上自己输了。
这种感觉很糟糕，可是，到了周末，他还是照常去，照常找人辩论，照常做「白天的胜利者，晚上的失败者」。（到晚上，他总是觉得自己输了。）一天，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宣教士带了一卷中文版录像带《耶稣传》给丁果看，她不懂中文，却陪着丁果看，边看边流泪。丁果很感动：为什么一位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陪我看几小时的中文录相，还看得流泪，她图什么呢？丁果看完了，觉得耶稣这个人不错，讲话也有道理。可是，他最不喜欢耶稣那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丁果最不喜欢别人「实实在在告诉」他，他习于「实实在在告诉」别人，他正是为了实实在在告诉别人才出来流浪的。可是，他走到了人生的旷野，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他在孤独中思考，在傍徨中寻找出路。却发现自己找来找去都围着「自我」转圈儿：从没有「自我」到找到「自我」再到失落「自我」。从东方到西方，少年到成年，他转了一圈儿又回到了「原点」：还是没有找到生命的位置。
丁果感觉走到了尽头，除非有一个突破，否则，徒然循环毫无意义。
三、回到合理的关系之中
上帝把丁果带到加拿大，让他进入生命的「旷野」，是为了让他有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
丁果要寻找生命的位置，他在制度中找不到，在「自我」追求中找不到，可是在教会里，在那些辩不过他的基督徒中，他却发现他们对这些问题有肯定的答案。于是，他打开圣经，他想知道一千多年前，那个没读过书的拿撒勒人耶稣实实在在告诉了人们什么？
当他放下理性的骄傲，带着一颗寻找的心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真的找到了答案！生命的位置不在生命的关系以外，生命的意义也不在生命的关系以外，从外面寻找满足里面的东西，从外面寻求解决里面问题的答案是荒唐的。
神的光照进到他的心，他的里面亮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实实在在是个罪人，而且，不能自救——知识、制度、现代化都不能救罪人，这不是理性的豁然开朗，是良知的幡然醒悟。理性令他骄傲且诡诘，理性教他在高尚的忧患意识中逃避自我诘问，以国家民族问题的ABC替代对个人问题ABC的审视，以救国代替救人，以审判历史与社会代替审判自己，并且从中获得虚伪的崇高感。而良知却让他谦卑诚实，良知教他正视自己的内心，于是，以前轻轻滑过去的罪，此刻全部清晰地呈现了出来：骄傲、狂妄、嫉妒……甚至潜在的、未曾有机会表现的罪都不能轻轻躲过。他忽然想到，八岁那年，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自己虽然没有公开与父母「划清界线」，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对父母的埋怨，只是那时还太小，没有足够的诱因或没有足够的力量表现出来罢了。
对罪的认识是丁果人生的一个飞跃，这个飞跃使他脱离了原先追求的「自我」框架，而进入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找到了生命的位置：他是受造者，他与创造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当这个联系中断时，生命就失去了方向，而回到这个联系之中，就自然回到了合理的位置之中。丁果是个以理性思考见长的人，但是，在信仰的追寻中，最初的阻挡是理性，最终的答案却超越理性，若紧紧抓住理性不放，他永远不可能找到答案。
丁果在理性上说不清楚怎么从信仰的「挑剔者」变为「顺服者」？他也说不清究竟怎么就信了耶稣？他只是不可言喻地经历了一种生命关系的调整和回归，当他回归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心灵告诉他：这就是答案。
一九九二年丁果接受了耶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一九九三年十月，丁果在加拿大受洗。
信主后丁果立刻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回日本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还是放弃答辩进入加拿大维真学院读神学？神为他预备了就读神学的一切条件，但最后要他自己作个选择。
丁果和妻子迫切祷告，求问神的旨意。丁果真正看到了自己的无力：连在东京和温哥华之间作选择都拿不定主意。祷告之后，他俩觉得留下来更有利于事奉神，于是丁果就把快到手的博士学位放弃了（他的论文已有一部分在日本、台湾、大陆、美国发表了），一九九三年九月，丁果进入维真学院就读基督教研究硕士课程。
一九九五年四月，丁果修完硕士课程，他盼望做个全职传道人，但是神没给他开这扇门，于是，他放下自己的计划，接受《明报》的聘请，先做资深记者，后来做了副刊编辑。
丁果是一个带职事奉的基督徒，他清楚事奉神不在乎位置在哪里。他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为自己在世界上找个立足点，而在于寻求和靠近超越这个世界的终极关怀。
这个终极关怀是丁果个人生命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需要，所以，丁果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回到东方，回到当初流浪的起点，那里有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灿烂文化，但这文化却孕育出一个在信仰上流浪了数千年的民族。
丁果认为改变中国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重要，因为文化比制度更能长久而深远地影响人心，中国文化没有宽容和忏悔精神，所以，中国人对人不宽容，对神不忏悔。丁果盼望将来有一天，中国文化能死而后生，真正以一种崭新的精神呈现于东方，这个崭新的精神必须以基督的思想为灵魂。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是，上帝已经差派一批人出发，丁果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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